農曆過年團聚的餐桌上，家族中一位30歲出頭的女性成員在談未來計劃時淡定的說，「我想要生小孩」。一時全桌靜默。

在那一刻，我彷彿看見各種不同的內心戲輪番上陣——

• 什麼？只想到要生小孩，卻把結婚忘諸腦後？（噓，這不能說出口。）
• 她什麼時候交男朋友了？已經論及婚嫁了嗎？（禁忌話題，沒人敢問。）
• 她想要未婚生子嗎？（更是禁忌話題。）
• 她會去凍卵嗎？（也是禁忌話題。）

而就在幾個月前，一位朋友津津樂道地分享了一件真人實事。她家鄉中部小鎮有一家人的女兒肚子逐漸大起來，父母噤聲不敢打探內情，憋到小孩生下來後，他們就樂得有孫可帶，但始終不知生父是什麼人。（這是一齣現代聊齋嗎，這位女兒騙到某位書生捐精？）

類似這些例子顯示，台灣當今新生代女性的生育問題充滿了謎、禁忌和限制。

過去三、四十年間，繞著性與性別的諸多面向，台灣社會破除了層層枷鎖，包括民法親屬編修法、防治性侵及性騷擾立法及建制、同婚合法化等等。現在我們卻發現，最基本的生和育，以及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和管道，並沒有被好好處理，這導致可怕的頑固超低生育率（這又造成可怕的超高速超高齡化）。

我不禁揣想，或許台灣社會除了傳統婚姻之外，會長出另一隻腳，變成雙足並立的格局。而這另一隻腳，會是一種類似於摩梭族的母系傳承嗎？

如果用兩隻腳站立，台灣或許有比較大的機會解決嚴重的少子女化。台灣素來只允許父系傳承，生了小孩理當姓父姓，「父不詳」或「私生子」使小孩和母親承受莫大的污名，非婚生子女比例素來甚低。根據OECD的2020年家庭資料庫，OECD國家平均有42%孩子是非婚生子女，其中，東亞的日本和韓國卻低至2-3%左右。台灣非婚生子女比例，根據內政部統計，2021年為3.84%，近似日、韓。我們知道，這些同屬保守儒家文化的東亞國家，長年苦於低生育率無解。

這幾年的一些現象，例如，單身女性凍卵，讓社會開始懷疑：到底問題是在「不生」，還是「不婚」？我們開始發現，女性想生育，而令她們卻步的是婚姻，是傳統婚姻，和普遍具有傳統習性的男性對象。

如此可知，解套途徑有三。其一為破除獨尊父系的婚育模式，其二為改變男性的習性，其三則是允許女性不婚生育（包括不婚同居生育及單身生育）。

如此長出來的新模式，我會希望是北歐模式的，因為這樣最能周全顧到各個層面。

1994年我無意間拿到一本挪威國家統計，赫然發現挪威前一年全國出生嬰兒高達一半出生在婚姻關係之外，也就是台灣所說的「非婚生子女」。這是我的北歐初體驗。我納悶，這是怎樣的國家呢？整個社會可能很亂吧？

由此出發，我一步步發現，這是全世界最早且最接近實現男女平等的地區。也是所有階層、年齡人民，乃至大自然，受到最大保障的地區。

北歐各國非婚生子女比例很高，但我也發現，他們是把小孩養得最好的國家之一。這怎麼可能呢？

在Where have the children gone?這部紀錄片裡，受訪的瑞典官員解釋，他們的非婚生子女大多數跟生父住在一起，而且，他們以國家制度促進父親身體力行參與育兒，因為他們發現，這樣能夠維持父親與小孩的親密關係，即使他與配偶關係破裂也不會波及他與子女的聯繫，而這關係著小孩能否健康成長。

在北歐國家，單親母親和小孩的權益也受到充分的保障，包括母親的就業權、小孩的受教權，甚至他們的休閒娛樂權利。這是怎麼做到的？

答案是，除了立法保障同居中的較弱勢者及小孩，最重要的是，他們把所有階層人民，包容在同樣的高水平公共服務體系，包括托育（保母托育＋幼兒園＋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教育、醫療、年金等。例如，就托育而言，以往傳統家庭型態下的「養家活口的男人與家庭主婦的相互責任（他負責賺錢養家，她負責家務育兒）」，已為「成年公民與國家的相互責任（成年公民參與勞動，國家在他們的工作時間為他們育兒）」所取代（Ketola, Outi, et al. 1997）。這種人民與國家之間的相互責任，便是立意甚高的北歐制度的存活訣竅，兼顧平等與經濟效能，既理想又務實，同時抓住了生產（production，產業與經濟）與再生產（reproduction，人口的生老病死）兩端。這無疑是值得台灣深思並效法的，以便讓產業和人口兩者都能永續。

註：Ketola, Outi, et al. (1997) “From Poor Relief to Social Rights and Social Care Services.” In Jorma Sipila (Ed.), Social Care Services: The Key to the Scandinavian Welfare Model (pp. 77-94). Adershot: Ash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