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市東勢區與大甲溪,圖取自台中市東勢區公所網站)

〔作者按:彭婉如文教基金會於1998學年度起推動課後照顧服務。1999年921震災後,此項服務推展到災後重建區,包括台中縣東勢鎮、大里市、霧峰鄉,南投縣埔里鎮和中寮鄉。其中,南投縣部分,由於不受縣議會和教育局支持,被迫於該年年底結束;東勢鎮的部分,也因為學校方面陸續喊停而於2002年初停止服務;台中縣其餘地區,在2005年婉如基金會受迫於營利業者勢力阻撓而宣布全面退出其於全國六縣市辦理的課後照顧服務後,僅留少數學校由課後照顧媽媽團隊持續服務。婉如基金會於其後成功推動國小課後照顧班的法制化,以及中央及地方政府對於弱勢小孩課後照顧服務的補助,雖近年地方政府制度變動頗大,但於2022年,總計約有17萬名國小學童享受在學校場地辦理的各種形式課後照顧。下文(註1)寫於2002年年中婉如基金會甫退出東勢鎮課後照顧之後,現在重新在部落格刊出此文,是緬懷也是省思。〕

前言

1999年9月21日,台灣發生許多人自有記憶以來最大的一次地震,南投縣和台中縣災區滿目瘡痍,各地救災的資源和人力大量湧入。10月間,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分別受南投縣和台中縣(註2)的民間志工團體和宗教團體之邀,而將該基金會的「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方案帶到這兩個地區,並於當年11月間開始提供服務。

南投縣的部分,由彭婉如文教基金會跟埔里鎮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分支團體「婆婆媽媽工作室」合作辦理培訓班,遴選十餘位社區婦女擔任課後照顧人員,於該鎮3所小學提供服務,稍後並於受災特別嚴重的中寮鄉兩所學校展開服務。其後,基金會曾向南投縣教育局請求將此項服務制度化,以便能夠延長實施,但未獲教育局認可,因此,基金會於該學期末結束於南投縣的工作。

至於台中縣的部分,基金會於同年11月起於東勢鎮、大里鎮、霧峰鄉共11所學校提供課後照顧服務。東勢鎮實施此項方案的學校為東勢、中山、新成、新社等4所國民小學,後來增加和平國小。其中,中山國小及新社國小因故先行停止辦理,其餘學校一直持續到2002年2月才結束。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培訓社區婦女於學校空間提供的課後照顧班,在東勢鎮停止實施後,截至2002年6月,在台中縣持續實施的學校仍然有15所之多。底下本文將(一)說明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在東勢鎮推動課後照顧方案的始末,(二)分析並比較東勢鎮跟台中縣其餘災區鄉鎮實施狀況,並嘗試說明何以獨獨東勢鎮提早結束?是否跟客族性別角色、家庭型態及族群文化因素有相關性?(三)在前述分析與比較的基礎上,作者擬嘗試從一個客家女性的角度進行省思,並提出建言。

一、始末

1999年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各方救援力量湧入災區。推動社區照顧福利服務體系之建立的婉如基金會,素來從事的是紮根而非救急的工作,因此地震後並未立即進入災區幫忙。到了10月以後,早先已在災區從事救援的一些團體,由於看到慌亂之中有成群孩童乏人照顧,尤其是在受災較嚴重的東勢鎮和埔里鎮,因此紛來邀請婉如基金會前往提供托育服務。筆者隨著基金會工作人員及志工們,頻頻前往這兩個地區;後來,我們又把服務範圍擴大至南投縣的中寮鄉,和台中縣的大里市和霧峰鄉。

在上述地區,我們結合國小提供學童課後照顧的服務;在東勢的新社組合屋,以及大里和霧峰的新希望、大愛、花東新村三處組合屋,則分別成立社區自治幼兒園,我們請到幼教學者王淑英教授設計課程、甄選並培訓老師,提供三至六歲幼兒的托育和幼教服務(這是後來的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的濫觴,後者則是今天的「非營利幼兒園」的創始園)。課後照顧的師資為各地社區婦女,主要是二度就業的學區母親們;社區自治幼兒園的師資則是合格的教保人員。

其中,南投縣的部分(埔里鎮和中寮鄉)於該學期結束(2000年1月)時,即因未得該縣教育局認可繼續實施,而不得不結束。台中縣的部分,由於縣政府及相關局處予以鼎力支持,並且得到台新銀行提供的一千萬元贊助,使婉如基金會得以持續各項服務,使之有機會成為常設性的福利服務提供。根據全聯社贊助、游青萍導演拍攝的紀錄片「宛如媽媽般的照顧」中的紀錄,婉如基金會於2000年11月於台中縣災區10所學校提供持續性學童課後照顧服務,加上3所自治幼兒園,總共雇有133位婦女從事托教工作,照顧1393位小孩。

後來,一年多以後,由於諸多因素,東勢鎮的托育服務於2001年1月被迫停止(新社組合屋的自治幼兒園也於稍早結束服務),而大里市和霧峰鄉的服務則不僅未停止,反而擴大,目前(2002年6月)共於15所國小提供課後照顧服務,共有105受過培訓並通過遴選的二度就業女性擔任課後照顧人員,總共照顧1,421位小孩。

筆者曾密切參與東勢鎮社區幼托方案的推動,尤其筆者身為客家女性,隨著婉如基金會在全台灣六個縣市推動課後照顧、九個縣市推動其餘照顧福利服務方案,其中,客家人聚居地區僅有東勢鎮一處,而獨獨此處的推動工作竟未能持續,加上憶及震災發生後,於東勢滿城拆除危屋之煙塵中奔波推廣課後照顧的情景,不免深深感慨。

當初,於地震發生約三個星期之後,由於進駐當地的基督教長老教會工作人員之邀,筆者跟婉如基金會工作人員及其餘志工初次到達東勢。我們在巨蛋收容所廣場上,拿著麥克風,對著聞訊(報紙及長老教會通訊之報導)而來的東勢婦女朋友,扯著喉嚨對抗隆隆而過的載運磚石的卡車聲,努力說明幼托服務和婦女就業計畫。後來,在東勢鎮公所的協助下,我們開了一場正式說明會,招到三、四十位有意願的婦女,隨即展開培訓課程。

那時,一位阮女士熱心地將她的因地震受損、暫時無法營業的樓房借給我們,作為培訓場所。婉如基金會的正式培訓課程是很嚴謹的,時數很多,要求相當複雜,但面對著災區孩童和家庭的急迫需求,我們決定先給予基本的簡易訓練,於通過遴選、正式開始工作後,再逐步補足未完成的訓練。當時我們的做法是,給予連續兩週週六、週日的全日密集訓練,然後就進行遴選。我們以這種辦法先後於埔里、東勢、大里及霧峰、中寮開課,師資則由婉如基金會於台北、台南、高雄三處的師資群,輪流調派。必須輪流調派,而且必須於週六、週日進行,是因為師資群主要是其餘地區的較資深課後照顧老師,以及一些重視家庭的高學歷家庭主婦志工,這些人不願或無法長久離開家庭和小孩,而且有的於週間必須從事課後照顧服務,因此只能於週六、週日輪流到災區講課。

當時,因為震災失去工作,以及為了重建家園想要多賺一點錢的女性很多,她們急於找工作,卻不見得適合從事學童課後托育,因此通過遴選的比例並不高。筆者記得,有一次於東勢鎮上的老人服務中心舉行說明會及初步汰選,被刷掉的一些女性當場落淚,一再表示她們需要工作,那種情景,讓筆者難以忘懷,暗下決心一定要快快推動其餘照顧方案,讓更多女性有就業機會。

通過遴選的東勢鎮人員,就在菩提禪修會免費提供的一棟樓房的一至三樓空間,進行學童課後托育。我們在位於東勢舊街的這棟樓房待了好幾個月,等到學校恢復到校上課,我們才移到學校教室,包括組合教室。

當時有三所小學加入,為東勢國小、中山國小及新成國小。中山國小於第一學期結束後即停止辦理,兩百多位學童因此失去課後照顧的服務;至於二十位工作人員,則因為其餘學校收托學童數持續增加,而且接下來為寒假,提供全日照顧,需要更多人手,所以不至於有人因此失去工作。中山國小停辦的理由,學校方面的說法為,課後照顧媽媽跟學校老師處不好,遭致老師反彈,因而要求校長停辦。但是課後照顧人員則不認為她們跟老師之間有不可溝通的衝突。

 其後,位於東勢往中橫方向的山中小學校和平國小,由於校長的妻子任教於東勢國小,經由後者的宣傳,而主動邀請婉如基金會前往提供照顧。對於偏遠小學的服務,以前我們在中寮做過,但是並未持久。和平國小地處偏僻的山區,學童隔代教養比例不低,當地並無學歷和能力足以指導國小學童課業的家長居留山裡,因此我們從東勢鎮調人員前往服務,她們每天共乘一輛轎車來往,車程約半個小時(山區不塞車,也無紅綠燈,因此來回交通費時不多)。此事讓我們體會,較為偏遠地區的課後照顧,有賴鄰近城鎮的支援,普及的課後照顧有賴相近地區間的互相支援,這充分說明此方案何以稱為「社區課後照顧系統」。

2001年,我們面臨三項變動。其一,在東勢國小極力支持我們的教務主任蘇老師罹患肝癌去世,同時校長易人,新校長,以及學校老師們,不希望學校繼續提供課後托育。其二為新城國小換新校長,這位新校長願意繼續提供課後照顧,但是他認為,既然課後照顧人員都是學區媽媽,那麼,直接由學校找這些媽媽們做就可以了,無須假手婉如基金會。其三為制度上的變動,地震後的兩年課後照顧由賑災款項補助,因此是免費的;2001年底,面臨著次年課後托育即將改為收費,新校長們便藉此理由,婉拒婉如基金會的介入,名義上是說避免遭惹非議。

因此,婉如基金會便於2002年初的學期末起,退出東勢鎮,僅餘山上的和平國小。退出前,於2001年11月,我們於東勢鎮的提供量為:東勢國小由21位工作人員照顧312位學童,新成國小由9位媽媽老師照顧95位學童,和平國小由3位人員照顧76位學童,總共由33位課後照顧媽媽照顧487位學童。

婉如基金會撤出後,東勢國小完全停止課後托育服務,新成國小的課後照顧人員則繼續與學校合作,只是規模變小了,工作人員減為6位,學童則由5班減為3班。原先的新成國小課後照顧班行政人員兼老師陳美玲於2002年6月告訴筆者:「我們照著以前基金會設計的課程教,可是,以前基金會常常給我們訓練,那我們就不斷有新的東西,現在都沒有了。而且,工作人員也減少了,其餘的人,包括東勢國小那些,通通都散掉了,都散掉了……」

二、實施狀況

(一)人員配置與經費

婉如基金會於東勢展開服務後,便於此設辦公室,雇有兩位工作人員。這兩位工作人員,以及東勢辦公室,正如基金會設置於其他地區的辦公室及工作人員,是直屬於基金會編制內,其(行政和人事)經費及行政規格由基金會統籌辦理,負責基金會所設計的社區照顧福利服務方案於各地的推動,包括課後照顧班的開發、跟學校接洽、舉辦職前與在職訓練、課後照顧人事與經費之管理等事項。

課後照顧人員以工作的學校為單位,形成工作團隊,設有一名專任或兼任行政人員。後者負責每一所學校課後照顧班行政事務,同時也是基金會與校方,以及基金會與課後照顧人員之間的橋樑。

學童平均每二十至二十五人編為一班,設有兩名課後照顧人員,其中有一位必須有大專以上學歷,以便負責指導學童做作業。

至於經費,由於教育局主張以九二一賑災款項支應,因此為免費。(其餘地區採「使用者成本均攤」方式收費,低收入家庭兒童則由基金會和社區合作給予免費托育。)

(二)師資訓練與品質維護

為了因應地震後的迫切托育需求,東勢的第一批師資並非依照婉如基金會對於課後照顧師資訓練常規辦理(關於婉如基金會課後照顧師資訓練辦法,請見前面壹之四之3),而是先給予簡易基本訓練,即進行遴選並上線服務,其後再以持續的在職訓練補充其相關知識與技術。第二批以後的師資,則是以常態方式辦理,培訓地點借用社會局所屬的東勢老人中心,通常在開訓時會有教育局和社會局主管前來,前者代表教育局(提供就業機會者)表達希望借用在地婦女的力量造福學童,後者則代表社會局(提供培訓經費者)鼓勵災區婦女勇於二度就業,協助家庭和社區重建;像這些場景,正是婉如基金會所樂見的,因為它代表著政府與民間的合作,或「政府與女性的合夥」,正如《女性、國家、照顧工作》一書的撰寫團隊所共同主張台灣婦運應該推動的方向(註2)。

由於震災,社會各界紛紛熱心提供協助,譬如,「社區心理學會」即主動協助婉如基金會的災區課後照顧工作。這個學會的志工們在師大心理輔導系鄔佩麗教授指導下,分成兩隊,每兩個星期前往災區一次,持續達半年之久。其中一隊由台北縣國中、小輔導人員組成,負責到東勢帶領課後照顧人員的分組討論,針對輔導、溝通之知識與技巧,以及個案狀況,進行討論。(另一隊由鄔教授的學生組成,負責於大里和霧峰地區的課後照顧學校,針對適應不良學童進行團體與/或個別輔導。)

其後,基金會依照課後照顧方案的常態規格,於台中縣辦公室設置輔導人員,定期前往各校帶領課後照顧人員做個案討論,增進她們的溝通與輔導技巧。2001年以後,基金會對於課後照顧學童的心理輔導,開發出預防性的心理衛生教育方案,並針對這個目的而對課後照顧人員進行在職訓練。

2000年11月拍攝的紀錄片《宛如媽媽般的照顧》顯示,其時東勢課後照顧人員確實進行著每星期一個上午的在職訓練課程。(該紀錄片拍攝的在職訓練內容為「環保小樂隊」,讓課後照顧人員學習如何帶領小孩利用使用過的容器,以及水桶、鍋蓋、碗筷等生活用品,組成樂隊,配上樂曲,進行節慶音樂的演奏。)

2001年起,婉如基金會開始結合東勢在地力量,請寮下文化協會的徐登志老師為課後照顧人員設計在職訓練課程,讓當地語言、文史、生態保育的議題,透過課後照顧的媽媽老師的帶領,而灌輸給下一代。該年3月份起,徐老師提供了四堂課,教導媽媽老師們如何教導小孩客語常用詞彙、諺語、講古(徐老師將此課程名稱訂為「東勢採風」)、詩詞朗誦(唐詩三百首和三字經);另外,徐老師邀請東興國小的盧清泉老師講了四堂課,教授盧老師所擅長的在地生態保育議題,包括大甲溪——打從東勢鎮身邊淌流而過的美麗溪河——保育、山居動物、東勢地理(例如新社河階群 [註3])等等。(筆者至今仍能以東勢大埔音客語吟誦徐登志老師教課後照顧老師們的一首客家童謠:

阿秋剪尾剪剪/河巴唇做生日/講要請我又無影/害我打扮兩三日

「阿秋剪」是客語對大卷尾(烏秋)鳥的稱呼;「河巴」,客語「河流」;「唇」,客語「邊緣」;「無影」,客語「不實的」。詩中說:阿秋剪尾巴開衩像剪刀,牠邀請我到河邊參加牠的生日宴,卻是騙我的,害我打扮了兩三天。)

(大卷尾[烏秋、阿秋剪],取自「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步道生態資料庫」)

從上述說明,可知婉如基金會非常重視各項工作人員的持續再訓練,而此種重視,是來自於其結合「照顧福利服務」、「充分就業」與「終身教育」的理念。婉如基金會相信,切實執行持續的教育與訓練,是婉如基金會能夠為女性創造照顧福利服務之就業機會,並使她們穩定維持服務品質——因而能夠長久保住工作——的關鍵因素。

(三)課程、活動、服務內容

婉如基金會課後照顧課程與活動內容,是「務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兩股力量交集的產物,既要合理滿足社會現實的要求,又要引導小孩成為理想的公民;既要養成小孩對課業的合理注重,又要薰陶小孩成為具有平等互助精神,同時能夠高度自我實現的個體。如此而有「作業指導」、「EQ培養與心理衛生教育」、「生活DIY與興趣培養」、「團康體能活動」等課程。這些課程及活動內容,在新城國小實地拍攝的紀錄片《宛如媽媽般的照顧》中,有具體的呈現。

在《宛如媽媽般的照顧》中,我們看到新成國小學童於媽媽老師的帶領下,在教室裡耐心地寫作業、做美勞,在操場上進行各種既活潑又費力氣的團康和體能活動,媽媽老師和小孩之間,以及小孩相互之間,存在著親切的互動。此外,我們也看到媽媽老師們於傍晚親自將小孩交給前來的母親們,雙方互相打招呼、問答關於小孩的種種,所有這些,都不言而喻地為婉如基金會課後照顧方案所標榜的「社區大家庭的照顧」下了清晰的註腳。

三、分析與檢討

(一)積極性福利

2001年4月,於紀錄片《宛如媽媽般的照顧》發表會上,筆者說明婉如基金會所推動的課後照顧是一種生產性、預防性的福利,能夠提升人口(既是公民也是勞動力)的素質,促進就業與經濟活動,並防止社會弊害發生。譬如,《宛如媽媽般的照顧》所紀錄的新成國小課後照顧,即提供九個就業機會,並讓九十幾位學童得到良好的照顧和教育,還提供遭遇成長困難的孩子特別的輔導。

發表會結束後,代表新成國小家長會與會的副會長詹益森先生,即向筆者熱切地提供他認為是很寶貴的意見。他說他很同意課後照顧班是「生產性、預防性的福利」,但是他認為我的解釋並不充分,他說:

「關於生產性的福利,妳們創造的並不只是九個就業機會。像我家,有三個小孩在課後照顧班。我們是果農,以前,由於三個小孩下課時間不一樣,我太太每天要從山上下來三次接小孩,能夠做什麼?現在,我和太太可以安心在山上工作到傍晚,再繞到學校把三個小孩一起接回家。妳們協助了多少家長就業,哪裡只是課後照顧班的九個工作人員?

關於預防性福利,我可以提供一個實例。有天我發現一個二年級小女孩在外面遊蕩,就問行政〔人員〕美玲可不可以收容她,她就進入課後照顧班。妳想想看,要是讓她繼續到處遊蕩,是很可能發生危險的,而她現在有人好好照顧。

還有另外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山上我們隔壁果園的X先生夫妻,也是有三個小孩。有天他們跟我訴苦,說孩子們不乖,成績又不好,很煩惱。我就把課後照顧班的事告訴他們,他們就把小孩送去。過不久,他們就非常高興的告訴我,孩子們的行為改善了,功課也進步了,不像以前,下了課到山上餵蚊子,到了天黑才回家,已經累了,功課卻還沒寫,成績很差,弄得一整家人心情都很不好。而現在,小孩每天傍晚接回家,功課已經做好,一家人可以享受天倫之樂。」

筆者向婉如基金會台中區辦公室的輔導人員李明義詢問,得知詹先生提到的這位二年級小女孩被通報予以個別輔導。經過家庭訪視後發現,小女孩的父母在城市就業,而且顯然婚姻有些問題,因此常常把小孩「扔來扔去」,造成小孩對父母、祖父母兩邊都不認同,就養成遊蕩的習慣。這是一個台灣目前典型的隔代教養例子。這個例子,以及前面詹先生所說的農民育兒甘苦談,說明一般所認為鄉下保留三代同堂習俗,不需公共托育措施,是不符合現實的錯誤臆測;事實上,鄉下一樣需要托育服務,而且,由於鄉下沒有商機,營利的私立托育機構不會前往提供服務,因此更加需要仰賴非營利的照顧福利服務措施 (註4) 。

同樣地,《宛如媽媽般的照顧》採訪的四位課後照顧工作人員,莫不表示這正是符合她們的需要的一份工作。媽媽老師詹燕卿女士說,這份工作「可以照顧〔就讀於新成國小的〕自己的孩子,離家又很近,我覺得說這是一份我很需要的工作」。以前曾經做過會計工作和小學代課老師的洪秀枝女士說:「85(1996)年7月以後,我就在家裡幫忙先生做山上果園的工作。一直到地震之後,因為有課照班這個工作,然後〔每天早上〕我山上又可以兼著做,所以說做起來可以滿得心應手的,孩子也能夠照顧得到。最重要的是孩子啦!」課後照顧每天從中午開始提供服務,因此洪秀枝女士說她早上還可以幫忙果園的工作。以上兩個例子說明,社區課後照顧工作能夠讓社區婦女兼顧家庭。

另一位課後照顧媽媽邱秀六女士以前做過倉儲管理,她和先生胼手胝足,好不容易買了東勢王朝的家,卻被地震震毀了,她說:「接觸到這個工作,我好像沒有時間去想到多餘的事……到了晚上我覺得過得很充實……在學校又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他們都會講出很多他們的事情給我們聽,我們相對的說也不會去想太多地震後那些傷感的事。我現在過得也是滿不錯的,感覺到說我看得很開……我現在想說趕快把家裡建立起來是最重要的。」這個例子說明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區的課後照顧服務,藉著培訓社區婦女照顧當地小孩,確實發揮了幫助災後重建的工作。

以上例子莫不顯示,家和小孩是這些媽媽老師們共同的關注焦點。兼任課後照顧老師的新成國小課後照顧行政人員陳美玲於《宛如媽媽般的照顧》中說的一段話,可以代表這些課後照顧人員的共同心聲:

「像我們婦女在出來從事二度就業的時候,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存在,就是說我們無法兼顧家庭和工作。那工作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找,尤其是現在,對我們婦女來說,我們真的是很希望有工作,工作會使我們對自己產生信心。像婉如基金會它設計這樣一個狀態,比較希望是社區媽媽來從事這個工作,因為是在社區嘛,當然第一個就是它離家很近,我們的孩子通常都是在這個學區裡面,在這個學校裡面,那我們來這個學校做托育班的師資這個樣子。」

這段話說明,婉如基金會推動的照顧福利服務系統,是為居住在各地社區裡的婦女量身打造的方案,苦心積慮地架構職訓、就業輔導和照顧福利服務的支持系統,設計由社區婦女在社區裡面從事她們所熟悉的照顧工作,目的不僅是讓婦女兼顧家庭和工作,同時照顧自己和別人的小孩,更是在於實現婦女運動的理想,提升女性的能力、信心、貢獻、地位和自主性。

社區的另一些婦女,那些需要出外工作的婦女,也是婉如基金會的照顧福利服務方案想要協助的對象。《宛如媽媽般的照顧》中,學童家長吳玉嬌女士說:

「這一年多來我的兩個小孩在托育班,我覺得這些媽媽對小孩子的照顧真是無微不至……因為我們〔東勢鎮〕小孩子大部分都是爸爸媽媽都要上班,需要工作……大部分爸爸媽媽都覺得把小孩托在這邊很放心,像我自己本身經常南北這樣子兩邊跑,小孩子爸爸也要工作,小孩子就到五點半、六點我們自己再來帶,我覺得非常的放心。」

另一位住在組合屋的學童母親黃珍珠女士說:

「我本身工作是在苗栗縣,隔一個縣……通車差不多要一個小時,下午小朋友一定要放在安親班〔課後照顧班〕,這樣我們做媽媽的比較安心,所以我們也是很希望說像安親班〔課後照顧班〕這樣子持續下去。如果沒有這個基金會,我們一定勢必也會到外面的安親班。如果是送到外面的安親班的話,又會加重我們的負擔。外面安親班一個月至少也要四、五千塊,會給我們帶來很多壓力,經濟上的壓力。」

可知父母──尤其是媽媽們──殷切期待婉如基金會繼續辦下去,這是因為一方面免費的提供,或非營利的成本價收費,能夠減輕家長經濟壓力;另一方面,對於小孩課業和身心的「媽媽兼老師」模式的教導,也讓家長完全放心,因此能夠安心出外工作。如此,婉如基金會所設計的「社區大家庭」模式學童課後托育,達成了小孩、家長、課後照顧媽媽老師的三贏,並且巧妙地讓福利和經濟相輔相成,因此可以說是積極性福利方案的典型例子。

(二)社區經營與社區認同

婉如基金會的照顧福利服務方案的一個重要面向,是致力於經營社區,建立社區照顧福利服務的互助體系,並藉此催生社區自治、社區公部門和民間社會的緊密橫向聯繫。本文第一部分的概述嘗試說明這整套理念和架構的大要,而第貳部分東勢鎮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方案的例子,則呈現了具體的實例。

根據東勢鎮的具體實例,婉如基金會的社區經營呈現下列要點:

  1. 形成社區生活互助體系:課後照顧將小孩、家長、課後照顧工作人員(社區二度就業婦女)的需求結合起來,形成互助系統,宛如「社區大家庭」,讓三者的家庭生活和就業/課業都能被兼顧,正如前面的具體事例所說明的。根據《宛如媽媽般的照顧》片中顯示的,家長們在問卷調查中普遍對於課後照顧人員的「社區媽媽」特質所能發揮的照顧功能,表示十分滿意。根據婉如基金會的經驗,由基金會各地工作人員和志工集思廣益設計出來的「EQ培養與心理衛生教育」、「團康體能活動」、「生活DIY與興趣培養」等課後活動內容所提供的情緒管理訓練、良好的人我關係模式的培養(包括如何跟父母相處、面對挫折的正面態度等)、生活技能培養(實地學習將生米煮成飯、將水餃煮熟、生活中的安全知識等),確實發揮讓孩子變得更好相處,而且更能好好生活等作用,而普獲家長認同。
  2. 形成社區經濟互助體系:正如本文本部分的具體實例所呈現的,課後照顧在不僅不犧牲孩子的權益,反而是在使他們得到更周全的學業和生活教育,因此將會成為更高水準的人口/勞動力的情況下,促進家長和課後照顧人員做最大量的勞動參與,如此,明顯有助於社區經濟的永續發展。就此而言,相關的不僅是勞參率的增加而已,還有因為薪資之增加而提升的購買力對於社區經濟圈的貢獻。不僅於此,婉如基金會出於經營社區的理念,而堅持「在地採購」的概念與做法,決定不仿同一般習慣進行跨縣市的統一採購,而規定教材、餐點由各地進行在地採購,有意識地以此支持地方產業及就業/生活網絡,使得取自各地家長的托育費用,不至於遵循全球化經濟的資本流動模式,由各地匯集到跨國企業口袋,獨肥後者,卻使各地流失資金、工作、人才,造成小孩──以及所有人──賴以過人性化生活的社區網絡,普遍逐漸崩解。在《宛如媽媽般的照顧》紀錄片中,我們看到行政人員陳美玲扛來一簍剛篜好熱騰騰的饅頭,配一包乳品飲料,分發給每一個小孩做點心,這食物就是來自當地的食品店。
  3. 塑造深度社區認同:由於婉如基金會對於社區認同的堅持,而使基金會往往能夠獲得社區的接納,甚至願意將最棘手的難題拿出來以社區互助的方式處理。譬如,婉如基金會於實施課後照顧的各個學校進行個案輔導,往往觸及學校和社區家庭的隱私,大抵而言卻能得到社區認可,原因端在社區和學校信賴婉如基金會的工作團隊會與社區共榮辱,努力做到「有福共享,有難同擔」,以及「家醜不外揚」。例如,對於前面所說的新成國小二年級女孩的個案輔導,就是因為得到新成國小校長和家長會副會長的支持,才得以順利進行。
  4. 社區傳承與社區自治:2000年底開始,在經過一整年的經營之後,婉如基金會決定於東勢展開社區傳承的努力,並期待經過一段時間的社區結盟之後,能夠發展出照顧福利服務系統在東勢的社區自治機制。我們找到的關鍵人物是當地客家文化保存運動的熱心推動者徐登志老師,由後者設計如何將社區文化傳承納入課後照顧內容。此計畫由於徐老師的先生生病過世而延後實施,以致到2002年初婉如基金會課後照顧方案被迫退出東勢鎮時,只做了初步的師資培訓工作。但是,根據課後照顧行政人員兼老師的陳美玲女士的陳述,接受培訓的媽媽老師們,後來確實將徐老師和盧老師所教授的客語教學和在地生態保育,納入她們帶小孩的活動中。陳美玲說,孩子們尤其喜愛徐老師所設計的歌謠吟唱和講古(「東勢採風」),吟唱徐老師所採擷的東勢童謠,用老祖母的語言和口氣講述東勢文史故事,並在平時刻意跟小孩說客語,帶動小孩講客語的習慣,增進他們的客語能力。這對處於地理與人口雙重弱勢、快速失落的客語大埔音的保存,應是具有非凡的意義的。但是,可惜的是,此時遇到新成和東勢兩所國小校長易人等事件,而使得婉如基金會所推動的東勢課後照顧嘎然終止,沒有機會進一步推動該方案於東勢鎮的社區自治機制(註5)。

(三)停辦因素分析

底下本文的最後篇幅,擬用來分析並檢討婉如基金會東勢鎮課後照顧方案停辦的因素。筆者認為,主要因素為下列諸項:

首先,地方自治太晚推動。婉如基金會進入東勢之後,並未將社區自治與社區結盟列為首要推動事項,以至於在面臨個別學校叫停時,沒有辦法動用社區力量做為支持的後盾。例如,東勢國小課後照顧班靠的是熱心社區與客家文化事務的訓導主任蘇永松老師的鼎力支持,沒想到蘇老師突然罹患惡性肝癌,旋即去世,加上校長換人,新校長對課後照顧方案毫無了解,便順應老師們的反對而關閉課後照顧班。同樣的,在新成國小,靠的是社區與社群認同度甚高的舊校長曾校長的大力支持,後來換上來的新校長對當地社區欠缺認同感,因此不願多事。東勢國小蘇主任恰好是婉如基金會尋求結盟的徐登志老師的先生,而新成國小家長會副會長詹先生則因為有三個小孩在課後照顧班,而對此項服務具有高度肯定與認同,如果婉如基金會能夠提早藉由他們而跟社區力量結盟,催生公益性的社區結社及其具體常態活動(也就是照顧福利服務面向的社區自治機制),課後照顧可能就有堅強的後盾,足以協助度過難關。

說到失敗的原因,上述因素,即太晚展開社區結盟,無疑應該被擺在第一位,因為這是婉如基金會,以及身為婉如基金會照顧福利服務方案的推動者之一的筆者,自己應該承擔的疏忽之過。

其次,是政策、制度、習俗面因素,包括:

        第三個因素是客家社群文化、家庭生活和女性角色型態的影響,可以分下列幾點加以說明:

(1) 婉如基金會在東勢遇到的最頑強的困難之一,便是難以找到合適的的人擔任基金會直接派駐東勢鎮的工作人員(這個人承擔開發社區、管理當地服務人員、擔任基金會跟學校等社區單位之間的橋樑等重任)。基金會最初聘於東勢鎮的兩位工作人員之一,由於發現無法兼顧家庭與工作而去職。另一位為未婚女性(似乎只能找到未婚女性擔任如此「拋頭露面」的工作),則由於人生經驗的限制,而跟課後照顧人員(全為二度就業媽媽)及學校方面欠缺溝通基礎。基金會一直嘗試說服新成國小行政人員陳美玲出來擔當大任;這是基金會用人的基本模式,就是從在地服務者中選擇基金會派駐當地的管理者,但是這個辦法在東勢就是行不通,美玲始終不同意。寫作此文時,筆者詢問美玲何以拒絕,她回答:由於家庭因素而無法全心投入,因為她不僅有小孩,還要跟妯娌輪流侍奉公婆。可是,婉如基金會在其餘那麼多縣市那麼多地方,都找得到人,這些女性也有家庭,有小孩,為什麼她們可以,而唯一的客家地區東勢鎮的女性就不行?說到照顧小孩,甚至有時煮晚餐,別的地區工作人員的先生都肯幫忙,為什麼客家先生就不肯?再說公婆,課後照顧老師和行政人員都還年輕,公婆必不老,卻要妯娌們輪流照顧,托累多少婦女?這些先生、公婆有沒有想過,他們不讓媳婦出外奮鬥、磨練、出頭,對於家庭/家族經濟及人脈資源的累積,相對於基金會於其他地區所雇用其他族群工作人員的家庭/家族,是多大的損失?更可議的是,這種態度和生活模式,會傳給下一代,造成女兒作繭自縛,兒子恃寵而嬌,局限兩者的視野,將嚴重影響客族的未來發展,並且將使不良的家庭與兩性關係一代一代傳遞下去。所有這些,跟張維安教授於多年前就族群、學歷、職位、薪資、家人態度等因素對女性所做的交叉分析研究結果,完全吻合。張教授發現,客家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對而言比較高,職位與薪資卻比外省和河洛族群女性低,這是因為她們相對於其他族群女性,受到較強的男主女從家庭觀念束縛,必須優先承擔家務育兒、侍奉公婆之性別角色所致(註9)。婉如基金會台中區主任林淑慧對東勢找不到工作人員頗感無奈,她說:「客家女人具有小城堡意識,排外,固守小小的領域,不肯走出去互相幫忙。」這無疑是客族人士,尤其是客族女性,應該加以深切反省的。

(2) 婉如基金會在東勢遭遇的第二個困難,是照顧福利服務方案在此難以推動。跟大里市和霧峰鄉同步展開的保母和居家服務(後者為結合對失能者的照顧及對一般家庭的家事服務)兩個方案,在東勢完全推展不動。這情形跟其餘地區不一樣,在撤離東勢後,於2002年5月,各方案在台中區(台中縣大里、霧峰及台中市部分區域)的實施狀況為:社區課後照顧於大里鎮及霧峰鄉15所學校辦理,共有105位當地女性就業,服務1421名學童;社區保母共有126位,收托222名嬰幼兒;社區居家服務有55位服務人員,服務155個家庭/老人。

以上數字或許不甚可觀,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會繼續累積(註10);婉如基金會把社區照顧福利服務系統看做社區的基礎工程,它需要的是永續發展,而一旦停了,一個社區就失去藉此型塑互助共享的「社區大家庭」的機會。至於婉如基金會在費了那麼大力氣之後,為何終究還是失去跟東勢人一起打拼建立照顧福利服務體系的機會?林淑慧主任認為原因有二:

a. 東勢人勤儉,凡事都自己來,因此沒有市場。這又跟東勢人的家庭型態有關,多為婆媳同住,家庭關係緊密,婦女沒有意願或不被允許出門,連過個東豐橋到豐原市服務都不願意。

b. 東勢地處台中縣較偏遠的山區 (註11),又是唯一的客家地區,發展性本來就比較小,而且離基金會台中辦公室(設於大里市)較遠,支援不易。

這使筆者想起,打前鋒開發婉如基金會災區服務的前執行長張雅惠曾多次拿東勢跟大里比較,總是盛讚東勢客家婦女做事「liu-liah〔河洛語,利落之意〕」。同樣地,指導輔導專業志工及學生到災區課後照顧學校協助達半年之久的鄔佩麗教授,也說東勢的媽媽老師們雖然經歷大地震,卻保持沉靜,因此她對她們採取「教導她們如何輔導小孩」的方式;相較之下,她說大里的媽媽老師和小孩們比較躁動不安,因此她要學生組隊直接輔導適應不良的小孩。但是,兩年以後,兩地的發展卻完全逆轉。由此我們看到:(一)客家族群居住地及人口數層面的弱勢;(二)客家人「勤儉、凡事自己來」、「家庭關係緊密」以及因之而來的「沉靜」等等優良傳統特質,於今日社會可能稍嫌太過,以致妨礙社群大我網絡的發展。

(四)檢討與建議

於本文結尾,筆者擬嘗試進行檢討與建議。

對於婉如基金會的建議或自省為(一)要牢記東勢的失敗經驗,以及因此而得的對於客家族群的了解;(二)從這項了解中可知,以後如果再有機會經營客族地區,應著重進行社區結盟,推動社區結社與自治,並須為此而作仔細的規劃,務求突破客族家庭/家族/女性的「小城堡意識」,代之以寬闊的社區關懷及參與。

對於客族,我想嘗試提出下列建議:(一)應適度順應時代趨勢,調整家庭關係與兩性角色;(二)應推動社區意識的覺醒,突破狹隘的家族主義;(三)為了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承,有必要爭取具有高度客家社群認同意識者擔任客族聚居地區之國中小校長;(四)推動成立公共托教體系,以便經由國小和公益性質之托教體系,於小孩成長的關鍵時刻進行客家文化的傳承工作(按:營利的托兒所、幼稚園、安親班必然著重優勢語言的培養,勢必輕視弱勢、不具競爭力的客語)。

 對於國家或政府,筆者的建議則是(一)優先於客家地區推動建立非營利公共托教體系,並遴選客家文化認同意識較高者擔任客家地區國中小校長,並將客家文化的傳承直接納入國中小及公共托教體系之常態活動中;(二)全國客家事務的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客委會,應致力於推動兩性平等意識及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因為這不僅關係著客族女性的權益,更是攸關著客族的未來發展。

註釋

  1. 本論文原文發表於2002年6月21-22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之「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收於張維安編輯《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論文集》(2002,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出版),頁124-154。於部落格刊出的是前述論文的第二部分。
  2. 此書(劉毓秀主編,1997,女書店)是台灣各大學女教授與女研究生所組成的婦女運動與婦女研究團體「女學會」的團隊工作成果,書中明確提出「照顧工作是國家與社會的責任」之論點,成為日後婉如基金會設計並推動社區照顧福利服務支持系統之理念藍本。
  3. 新社河階群為臺灣中部的河階地形,位於大甲溪中游西南側,行政區域跨越臺中市新社區石岡區豐原區東端一小部分,由十三個河階組成,地質地形及生態環境頗具多樣性。大甲溪上游原本是由東向西流,但到天冷附近,突然以90度大轉彎向北流,到達東勢又以90度大轉彎向西流。由於大甲溪侵蝕、沖積與搬運作用極為強盛,形成今日的「新社河階群」。(以上說明取自維基百科)
  4. 霧峰鄉光正國小校長於本文撰寫的前一年(2001)年底的一段陳訴,生動說明了鄉下迫切需要公共托育的情形。在坐落於農田與村落之間的光正國小校園裡,校長向筆者解釋:他的學校裡的小孩很需要婉如基金會提供的服務,因為孩子們的家長「很多是從事建築業的──不是建築公司老闆,而是模板工人──他們到處到工地去做模板,每天回來都天黑了。」
  5. 熱心保存客家語言及文化的徐登志老師,本來是很有野心的,熱切地談論她將一步步規劃培訓這些客家婦女,然後經由她們而影響眾多的下一代。但是,沒想到就在這當兒,她的先生,也就是一向大力支持婉如基金會的課後照顧方案的東勢國小蘇永松訓導主任,卻意外發現罹患惡性肝癌。徐老師因此暫時縮小她的計畫,僅進行了六堂課。等到蘇主任過世後,徐老師回過頭來想繼續幫助課後照顧班時,卻發現婉如基金會已經撤離東勢鎮。徐老師曾經十分惋惜地跟筆者訴說此事;筆者知道這位不懈的社區工作者,及客家文化保存運動者,同時喪失了許多東西──跟她志同道合的先生、她先生素來不遺餘力支持的課後照顧班,以及她的培訓東勢婦女、教育新生代的夢想。而筆者反顧自己,發現也跟徐老師一樣同時喪失了許多東西──東勢學童課後照顧的實施、支持我們的蘇主任,以及跟徐老師一起為保存、發揚東勢客家文化而打拼的熱望。
  6. 筆者於2002年6月21日「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發表本論文時,評論人徐登志(時任東勢寮下文化學會總幹事)回應表示筆者此說屬實。徐登志評論請見張維安編輯《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論文集》(2002,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出版),頁155-158。
  7. 議員或立法委員的干預是很能發揮恫嚇作用的,因為他們屢屢在議會,甚至立法院,對教育單位提出質詢,有些校長因此受縣市政府政風室調查,台南市一位校長甚至因此受調查局調查。
  8. 婉如基金會工作人員由於有好的薪資、工時,她們往往「呷好逗相報」,有找小姑、妯娌加入的,也有邀請鄰居好友加入的,不錯的待遇讓她們改善家庭經濟,使家人也受惠。
  9. 張維安,1994,〈客家婦女地位:以閩南族群為對照的分析〉,收於《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244-247頁。
  10. 婉如基金會在台中地區辦理的保母和居家兩個方案長久持續進行。根據婉如基金會2013年統計資料,台中辦公室承辦的台中市第1區及第6區社區保母系統共有843位保母,該年年底照顧2,068位嬰幼兒;居家方案(家事服務及高齡者照顧)人員有573位,該年年底服務2,519個家庭。此外還增加了坐月子方案,共有69位月子保母,該年全年服務總數為554對母親及嬰兒(月子保母對每一對母親及嬰兒僅提供一個月照顧,即俗稱的做月子)。課後照顧方案於2005年因受營利業者勢力阻撓而全面退出第一線服務;所辦理的各地課後照顧班大多數停辦,少部分轉由課後照顧媽媽團隊接辦,但後者也因孤立無援而逐漸退出,現在(2015年)僅剩少數學校還以婉如基金會當初設計的模式辦理。
  11. 按:一般慣於將台中縣分為三部分,即所謂山區、海區、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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