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公接小孫子從幼兒園回家的路上

作者:范光龍(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名譽教授)

(劉毓秀按:我在部落格前一篇寫非營利幼兒園與職場互助教保中心的來歷與理念的文章開頭寫道,有一位做了阿公的昔日同學,孫子上國科會教保中心,如何如何。現在這位「阿公同學」本尊現身,但他的真實身份不是我的同學,而是我就讀彰化女中初中時的理化老師,日後成為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的著名教授。他跟當年那一班彰化女中初中同學成了忘年交,現在都是一群阿公阿嬤了。怎樣的教育能夠真正對小孩好?范光龍老師這篇文章描繪出幽默、親切、不說大道理卻值得今天父母們思考的生動情境。)

我家小孫子快滿四歲了,我媳婦在科技大樓上班,她每天去上班都會帶小孩一起出門,先送孩子到樓下科技部附設的幼兒園才上樓辦公,下班後再一起回家,有時候她要加班或其他要事,我就要去接小孫子回家,他上幼兒園的費用一個月才1,000元,其他費用教育部會補助,這件事我們要感謝那些早年推動女權運動的前輩。今天又是接小孫子下課的日子,我傍晚五點從溫州街的家走到科技大樓大約25分鐘,我刻意選擇慢慢走在柔和的陽光下,皮膚直接曝曬在陽光下會讓身體產生維生素D,這有助於骨骼吸收鈣而使骨骼更健康。

小孫子整天在幼兒園都在玩遊戲、聽故事、唱兒歌,看到我來接他就很高興地衝向我,我抓著他轉過身跟老師說再見還要謝謝老師,我覺得謝謝老師很重要,美國哈佛大學有一項超過80年的研究計劃,計劃主持人都換好幾個人了,主題研究哪些外在因素或個人特質讓人感到快樂,研究結果每年都差不多,最讓人感到快樂的因素不是財富、不是權勢也不是美貌,而是常會心懷感恩的人,所以我特別教育孫子勿忘感謝幫助他的人,其實我自己也會身體力行,走下公車謝謝司機,太太準備早餐謝謝家中大王,當然我也會提醒別人這麼做,比如說我對太太做一件好事,我都會提醒她:像我這種丈夫已經不多了!

從幼兒園走回家的路上會經過大安森林公園,我常會走進公園讓小孫子玩一下,哇!他看到天上的飛鳥和樹上的松鼠都會很高興,下雨過後公園內小池子旁邊常會出現一些蝸牛,小孫子會去觸動一下每一隻蝸牛,看牠縮進殼內他就咯咯地笑更高興!小孩子的快樂原來就是這麼簡單,我們真該向他們學習。一個小孩子本來就應該在接近自然的環境中快樂成長讓他喜歡大自然,等到他成年後遇到壓力時就習慣走回大自然中,這樣解除壓力的效果會更好,難怪文人作詩喜歡去山水間,高僧悟道喜歡坐在溪旁大樹下沉思或在林間山路苦行。我發現許多家長早早就為孩子立下人生目標,增加孩子很多額外課程,小孩子在家長這種揠苗助長下怎麼會快樂?我覺得一個沒有快樂童年的人很可憐,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是美國的歌星麥可·傑克森,他幼年時就展現了唱歌的天份,還沒有滿六歲就參加他家五兄弟組成的Jackson 5樂團登台演唱,他完全沒有一般人的童年生活,等他長大後常為失去的童年而感傷,常常會去小學或幼兒園跟著小孩子一起歡笑,有一次來台灣演唱時還特別安排去一家玩具反斗城(見下圖),他內心的遺憾有誰能了解?

我去接小孫子都會盡量走最短的路線到科技大樓,花20幾分鐘,回程多走了一些彎路去大安公園加入一些小童趣,大概要花兩倍的時間,但是過程有趣多了!我覺得人生本來就應該這樣:我們每天總是需要完成一些工作,除了享受完成工作的成果之外,我們一定也要用心體會工作過程中的樂趣!否則就像阿爾卑斯山的登山客一心一意埋頭前行,反而忽略了欣賞沿途的美景,那多可惜呀!

(20250706)

從瑞典到高雄:意義深遠的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

「你們猜一猜,我孫子讀國科會教保中心,一個月要多少錢?」今年過年期間一場初中同學會中,一位做了阿公的同學問道。

我知道答案,「一千五百元。」

「不對,一千元!只要一千元耶!」這位阿公同學一副得勝了的口氣。

由一千五百元,進一步降百分之五十到一千元了!可見國家願意拿出資源辦理公共托育時,效果是很大的。難怪這位阿公同學這麼興奮,以往小孩上幼稚園的費用往往十倍之多!

這幾年,台灣南南北北許多公家機構紛紛以閒置空間設置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除了收托員工小孩,也開放給社區家長使用,是「非營利幼兒園」制度的延伸,而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便是這一切的起點。

(國科會大樓一角設置了「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嚴肅的國家機構與童趣的幼兒園,形成意義深遠的對比。圖中,傍晚值班的幼兒園老師正與小孩和家長道別。)

不久前我在部落格寫了〈充滿智慧的教學方式——瑞典耶夫勒幼兒園的性別教育實驗計劃〉,提到瑞典的學前教育為我們在台灣的實驗計劃提供滿滿的靈感。今天就來説説「從北歐到台灣」,從瑞典耶夫勒幼兒園到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在高雄的實驗計劃——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此實驗園為2011年通過的「幼兒教育與照顧法」第9條規定的「非營利幼兒園」、第10條規定的「職場互助教保服務」提供了藍本。底下先從北歐托育制度的基本理念講起。

北歐普及公共托育可以瑞典和丹麥為代表,其政策目標有三:給予兒童平等的托育,支持父母(尤其母親)就業,以及實現男女平等。這體現了瑞典社會民主黨於1978年大會通過的家庭政策中的主張:「男女平等必須落實於家庭、工作場所與社會,如此才能創造最有利於兒童的社會」(轉引自Ohlander 1992:232,見劉毓秀,2015)。

此信念大大不同於台灣素來標榜的「兒童至上」。將無助的兒童擺在孤立的「至上」的位子,並不能產生實質上保護兒童的作用,導致層出不窮的兒童虐待、入貧、陷入「脆弱家庭」或「高風險家庭」的情境。借鏡北歐經驗,我們或許可以轉一個角度思考,一方面用公共托育(照顧+教育)服務,為小孩奠立往後成長與學習的基礎,另一方面支持父母就業、在家庭和職場實踐性別平等,形成綿密的網絡,托住所有小孩、家長、育兒家庭,兒童權益的保障才有落實的可能。

平等是北歐福利制度的基石,就托育而言,這意味著階級、性別的平等。而就性別平等而言,這意味著傳統意識形態下的「養家活口的男人與家庭主婦的相互責任(他擔起家庭生計,她負責家務育兒)」,已為「成年公民與國家的相互責任(成年公民參與勞動,國家於工作時間提供托育)」所取代(Nielsen et al., 1997;劉毓秀,2006)。至於教保目標及內涵,茲以瑞典為例。

瑞典政府責成衛生與福利部組成民主組合(democratic corporatism,即由相關各方代表共同決策)政策研議委員會,負責研議學前及課後托育的內涵及目標。該委員會於1987年發布成果報告,將托育工作做如下定位:

  1. 托育必須跟家庭相連,而且,跟父母的密切合作是重要的。
  2. 兒童的學習是隨時隨地都在進行的,因此,照顧也是整體教育的一環。
  3. 教學活動應從兒童本身的經驗和先前的知識出發。
  4. 托育服務必須引領小孩對於自然、文化、社會有整體的認識,並且協助小孩感受萬物互動共生的整體性。因此必須採取主題式的方法(thematic working approach),引導小孩針對特定的主題以各種方式探討、學習之,經由閱讀、聽故事、角色扮演、舞蹈、肢體運動及其他活動,開發兒童對於官能和心智能力的運用。
  5. 應注重團體活動對於兒童學習與發展的重要性。(Broberg & Hwang,1991;The Swedish Institute,1994)

以上定位著重:(一)照顧和教育的不可分;(二)兒童教育應注重傳遞自然、文化、社會的整體性,以及所有個人乃至萬物的互動共生。這樣的定位顯示出跨階級/性別的共生與合作,以及生態保育的意識。將照顧視為教育之一環,以及將萬物共生的整體性視為兒童學習的重心,這樣的理念與做法,比起將照顧與教育二分、專注於個別兒童的心智發展的傳統歐美(以及當今台灣)幼教主流,無疑更為接近兒童生活與學習的實際情況,因此反而比較能夠有效幫助兒童成為具有廣博且有用的知識、有著良好的道德與人格結構的人。或許我們可以說,北歐模式托育措施的普及共享本身即能發揮很好的教育功用,有助於心胸與視野的開闊。

上述視野和內涵,與我們的實驗計畫不謀而合。為了實踐階級和性別平等,我們的實驗園落腳於勞工聚居的鳳山五甲國宅,並著重支持幼兒母親就業,除了透過老師們上班時間的妥善安排,提供常態性延托服務,也與家長會合作,促成家長以互助方式在母親夜間加班時互相照顧幼兒等等。

「協助幼兒感受萬物互動共生的整體性」,更成為五甲幼兒園教保活動的主軸,而其舞台便是周遭社區。老師們帶著幼兒們認識社區、拜訪社區主要機構、繪製社區地圖、搬演社區歷史故事、參與社區活動(例如社區關懷據點的老人活動)、讓社區不同階層小孩共融、以周遭動植物作為活動素材、負責照顧周遭環境(澆水、清潔打掃)等(黃惠如,2010;簡瑞連、黃雅雪,2016),引導幼兒認識社區、認同社區,讓幼兒將生命的根鬚扎入社區的沃土中,奠立往後成長的基礎,正如五甲幼兒園的創園推手王淑英教授說的:「在社區長大的小孩,永遠是有根的」(黃淑梅,2009)。

創園的簡瑞連園長(現職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解釋,依據基金會設定的願景目標,「我們是要走開放教育的,我們是要走社會參與的」(呂佳旻,2024)。

                            (位於高雄鳳山五甲國宅社區的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現更名為五甲社區自治非營利幼兒園)

以北歐公共托育為藍圖而設立的五甲幼兒園,最基本的定義是它是「公的,public,讓大家一起參與、一起決策、一起了解、一起想辦法解決困難,然後大家就會把它當作共有的,會去愛護它,願意給它投注」,這樣就能讓社區小孩好好長大(劉毓秀語,黃淑梅,2009)。

這公共性具體呈現於其社區自治委員會。此定位得到高雄縣政府的支持,於2006年五甲幼兒園成立之初,訂定了社區自治幼兒園之自治委員會設置要點:

高雄縣社區自治幼兒園執行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為健全幼兒園之經營管理,以落實社區自治之精神,特設置        社區自治幼兒園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任務為就下列事項行使決策及推動之權利和義務。

  1. 園所文化之形塑。
  2. 園所組織、編制。
  3. 同仁教育訓練。
  4. 人事及員工福利制度。
  5. 園所幼童收費及收支預決算審理。
  6. 教保理念及服務內涵。
  7. 社區參與事宜。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7人至11人,縣府主管單位代表、家長代表、園長、工作人員、社區代表、學者專家代表。本委員會於每季開會乙次。[下略]

如此,瑞典民主組合決策機制被移植到南台灣的一所幼兒園,依據「設置要點」的規定,聘請縣政府相關單位、母機構、社區重要機構或單位、家長會、教保人員等代表,每季(後來改為每半年)舉辦一次會議,研商「設置要點」列出的事項,包括園所文化的形塑、收費及收支預決算審理、教保理念與服務內涵、員工福利、社區參與等等事宜的商討和決議。所有這些,切實實踐了幼兒園的社區自治(陳珮雯,2011)。又如一位網友在一篇部落格文章的題目中點明的:「參與共治、非營利的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費歐娜,2012)。並請見黃淑梅於2009年拍的紀錄片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164825410241686

社區自治委員會發揮了與家長會相臍連的作用,讓像瑞典模式一樣既崇高又務實的理念和做法,團結了家長會,讓家長們願意摒棄時下流行的惡性競爭教育,矢志「把童年還給孩子」(黃淑梅,2009)。十年後,慶祝創園十年的活動中,家長們紛紛述說,拒絕填鴨反而讓孩子們成長良好,「玩也玩到了,學也學到了」(黃淑梅,2016)。一位帶孩子來出席活動的媽媽私下告訴我,「以我們的家庭背景,如果不來五甲的話,就會去我們這個階層都會去的(昂貴)幼兒園,跟同樣階層的家庭和小孩來往。可是我們來了五甲,和不同階層的家庭和小孩在一起,擴展了我和孩子的視野。」受訪時她表示,「五甲經驗讓我在小孩上小學後,自願擔任班級家長代表。」(黃淑梅,2016)。她和五甲大多數家長一樣,養成了願意為公益和共同利益付出的公民素養,也願意團結其他家長,捍衛下一代應有的福祉,不讓他們受害於破壞兒童與友伴的互信互愛的惡性競爭教育。

創園十年聚會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孩子們紛紛找到昔日的同學,在廣場上分別圍成一圈一圈,頭碰著頭話講個沒完,到天黑了,天氣越來越冷,他們都不願意離去。他們拿出手機建立群體,從此可以互相聯絡。創園的簡瑞連園長解釋,這個活動起源是一位同學寫臉文給她,表達希望能夠開同學會。從孩子們的互相思念,以及他們對於過去幼兒園的老師、廚房阿姨和她煮的食物、園區設施(遊戲設施、手動抽水唧筒、鳳凰木和小花草)的懷念,可以看到他們在幼兒園生活中結成的種種關係有多麼緊密。五甲幼兒園在做的,無疑是人生中的扎根工程,讓我深刻體會創園推手王淑英教授說的:「在社區長大的小孩,永遠是有根的」。

(2016年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成立十週年紀念,畢業生和家長七十餘人再度共聚幼兒園廣場,其中年齡最大的已是國中二年級學生)

(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創園十年聚會中與「園長媽咪」簡瑞連重逢歡喜互擁,昔日的小小孩已是國中二年級學生了)

五甲經驗讓筆者回想起,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率先前往災區服務的宗教團體找我們去組織社區托育服務,包括國小課後照顧和組合屋的托兒所。記得在埔里時,聽到當地幾位女性托育人員談起,她們都完成了蒙特梭利教學法訓練,正在籌設蒙特梭利幼稚園。筆者問訓練費用多少?答案是十幾萬。此派教學法來自義大利醫師瑪麗亞蒙特梭利,她為弱勢小孩發展了一套有別於以往的教學法,讓弱勢小孩透過他們這個階層幼兒所熟悉的事物去學習,發展自主性,以打破階級對他們的限制。她的理念跟五甲幼兒園的做法有很多相近之處,包括容納弱勢家庭和小孩、著重在生活中取材等等,而這顯然跟坊間所謂蒙特梭利幼稚園大異其趣,後者學費昂貴,製作精美的教具也很昂貴,不僅不能打破階級差異,反而大大加劇階級差距。

這又讓筆者回想起,在世紀初為當時教育部與內政部合組的「幼托整合」委員會(目的在於將隸屬於社政部門的托兒所及隸屬於教育部門的幼稚園整合在同一體系)蒐集北歐托育制度資料時,筆者發現,討論北歐托育的著作,重點都擺在政府政策,而其他國家的托育著作,內容大抵都是講教學法。這讓筆者恍然大悟:要真正幫助蒙特梭利女士想要幫助的弱勢小孩,就必須使她為弱勢小孩創發的教學理念成為國家制度,普及實施於全國各地。那樣的話,所有小孩都能一起受惠,而不是像現在,只有優勢小孩才能夠受惠於這美好的教學法,這鐵定會讓蒙特梭利女士在黃泉之下氣憤難安吧?

五甲幼兒園實驗計畫在王淑英教授、李淑惠教授(現任樹德科技大學應用社會學院副院長兼兒家系系主任)和簡瑞連園長的帶領下,找出了可行模式,其幼兒活動安排、編制與人員排班調配、經費運用、園務運作等等面向完全透明,為中央主管機關提供了可靠的數據和流程,據以於2008年開始辦理「友善教保服務實驗計畫」,並依據實驗結果設置有別於國小附設幼兒園的新型態公共幼兒園,那便是2011年通過的幼教法第9條所規定的非營利幼兒園。

走筆至此,讓我們倒帶回到非營利幼兒園的前驅——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實驗園——於2005年12月開幕揭牌的日子。那一天,高雄縣社會局特別動員婦幼館附設幼兒園率領幼兒來表演,楊秋興縣長坐在我旁邊,他看看上台表演的孩子們,又看看站在台下的五甲幼兒園孩子,轉頭對我說:對比之下,附設幼兒園的小孩是高尚人家的小孩,五甲幼兒園的孩子明顯來自較貧困的家庭(大意如此)。我聞言為之心酸。但我知道楊縣長不是有意貶損,而是清楚其間的差異。從那時起,他和縣府一些員工自掏腰包每個月各捐兩千元給五甲幼兒園,用於收托實質窮困、卻得不到補助的小孩。

不到三兩年後,隨著五甲幼兒園聲名鵲起,社區之外的社經優勢家長趨之若鶩。為了保持「社區幼兒園」的性質,並保護這個勞工聚居的社區中的家庭及幼兒的權益,幼兒園自治委員於2012年8月30日會議會通過規定:舊生弟妹、特境家庭與社區佔百分之七十名額,社區範圍則為高雄市五甲社福園區的五個里(國泰、國富、國隆、新富等里)。此規定雖然日後被市政府取消,但五甲幼兒園的努力讓鳳山市居民偏愛非營利幼兒園,屢屢要求市政府多設,市政府也以具體作為回應,大大減低鳳山市居民向隅之苦。

2024年,全國各地設立的非營利幼兒園與職場互助教保中心已達531園。影響所及,公立幼兒園(即國小附設幼兒園)也逐漸向非營利幼兒園看齊,延長服務時間,使之吻合於家長合理工作時間,包括平日延托,以及於寒暑假提供服務。凡此種種,顯示朝向「給予兒童平等的托育,支持父母(尤其母親)就業,並實現男女平等」的發展,以及「成年公民參與勞動,國家於工作時間提供托育」(而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內)的新時代分工。

引用書目

呂佳旻(2024)。專訪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創園園長簡瑞連。相遇婉如照顧網2024。

陳珮雯(2011年4月)。高雄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讓媽媽敢生第三個孩子。親

子天下,(22)。

黃淑梅(2009)。有你真好—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紀錄片。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黃淑梅(2016)。有你真好—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十年紀錄片。彭婉如文教基金

會。

黃惠如(2010年9月)。好厝邊帶大你的孩子。康健雜誌,(142)。

費歐娜(2012年12月20日)。參與共治、非營利的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隨意窩費歐娜學太極網址https://blog.xuite.net/y2425/twblog/114296852

劉毓秀(2006)。北歐托育制度。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10),7-22。

劉毓秀(2015)。一窺桃花源的真幻──北歐普及照顧制度、決策機制與平等社

會。載於劉毓秀(編),北歐經驗,臺灣轉化:普及照顧與民主審議(3-94頁)。

簡瑞連、黃雅雪(2016)。共養種籽遍地開花非營利幼兒園設立的理念與實踐。

師友月刊,(587),24-30。

Broberg, A. , & Hwang, C.P.  (1991). Day Care for Young Children in Sweden. In 

Edward C. Melhuish and Peter Moss (Eds.), Day Care for Young Childre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75-101). London: Routledge.

Nielsen, H. W., Ketola, O., & Thomsen, K. (1997). From poor relief to social rights 

and social care services. In J. Sipilä (Ed.), Social care services: the key to the Scandinavian welfare model.

The Swedish Institute (1994). Child Care in Sweden: Fact Sheets on Sweden.

夏,莫非得了自閉症

夏,莫非得了自閉症

每一根枝幹長出一隻蟬

是牠的無數的心房,每天

從早到晚不停地悸動——悸動——

蝶的舞姿的嘉年華

鳥的音樂的嘉年華

花的形色的嘉年華

光和意識的嘉年華

都不過是內在的瘋狂和迷眩。

而一切外來的吸引

牠莫不予以殊死的抗拒

用地心國的高溫和重力。

(19940904)

延命迷思 vs 生命尊嚴

上星期我在部落格發佈〈人生的最後一程,也可以採取主動嗎?——超高齡化時代的新存在危機〉一文,提到秦漢在最近的訪談中說他認為,「人活著,生老病死也是一個很自然的常態,也是無可避免的事情,是應該把它安排得比較妥當一點」,「最後一件事情你也許可以主動嘛」。他也是這樣看待瓊瑤,「她的選擇是主動地去結束,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秦漢和瓊瑤的上述態度,放在台灣的情境中,絕非突如其來,而是有其實然的背景的。瓊瑤在她的遺書中提醒,「我『死亡』的方式,是在我生命的終站實行的!年輕的你們,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生命」。她說明,

「當人老了,都要經過一段很痛苦的『衰弱、退化、生病、出入醫院、治療、不治』的時間,這段時間,可長可短,對於必將老死的人,是多大的折磨!萬一不幸,還可能成為依賴『插管維生』的『臥床老人』」!我曾經目睹那種慘狀。我不要那樣的『死亡』。」

在這段話中,瓊瑤清楚地呈現她親眼看到的台灣老人最後一程,那是「衰弱、退化、生病、出入醫院、治療、不治」的過程,對老人「是多大的折磨!」,而且還可能「不幸」(命運不好)「成為依賴『插管維生』的『臥床老人』!」

就是為了因應這種難以避免的台灣高齡者命運,瓊瑤選擇「我不要那樣的『死亡』」。

在台灣,老人在最後一程不斷出入醫院,甚至成為依賴插管延續生命的癱瘓老人,無疑是我們司空見慣的事情。我多年前曾經聽到一位急診室醫師估計,在都會地區,老人在過世前,平均會進出急診室七次。這對老人「是多大的折磨!」,對家屬而言,又何嘗不是,但為何我們視為理所當然?

大約四、五年前,一天晚上我到一家醫院急診,半夜了,躺在急診室安置床上,轉頭看到輪值醫師對鄰床兩邊站立的兩位中年男士說:「檢查結果出來了,沒有發炎,可以回去了。」這兩位顯然是兒子,其中一位看起來是兩人中的做主者,挺拔結實,應該也是人生中的贏者,另一位較為柔和,遢著雙肩,兩人攙扶母親坐到輪椅上。

這時醫師說,「你們可以考慮插鼻胃管,才不會時常嗆到。」

較柔和的這位對母親說,「我們回去。」

母親這時開口了,她問,「回去哪裡?」

做主的那位說,「回安養院。」

這一霎那我看到這位母親的側臉陡地往下沉,本來很好看的又挺又長的鼻樑突然間不再撐得起頰肉,整張臉垮掉了,整個人瞬間落入無望的深淵。我的心在這一刻揪住了,感到無比的難受。

我親耳聽到急診室醫師要家屬為老母裝鼻胃管,這證明醫院確實扮演著推行插管的行為。

台灣於2000年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賦予國人臨終時可以選擇拒絕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Do not resuscitation,DNR)的權利,並且可將此意願註記在健保卡晶片。但實務現場仍須透過家屬同意,否則醫師不敢這麼做,因為害怕「家屬會來鬧」。前述實例更證明,老人不見得會去註記,醫師也往往反向而行。

兩年半前我受邀到小兒科醫師黃瑽寧與新聞主播夏嘉璐聯合主持的「寧夏路66號茶坊」Podcast談「變老的勇氣:北歐式養老經驗在台灣」。我提到,在北歐,癱瘓坐輪椅的老人很少見,遑論插管的。黃瑽寧醫師分享,有一天一位親戚從醫院打電話問他,是否應該同意讓父親裝鼻胃管,黃醫師回答,我是小兒科醫師,我怎麼知道?他向我們坦承他心中浮現的想法是,不裝鼻胃管的話,難道要眼睜睜看著老人家活活餓死?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醫師肩負的道德風險。

這牽涉著兩項難題。第一項是邏輯上的難題,醫師的使命在於醫治疾病、延續生命,而在台灣,人們習慣把走到了生命末端的老人不斷往醫院送,醫師自然而然擔負起為老人延命的任務。如此硬生生延長了的生命,往往是很折磨人的,例如裝置各種管子。

第二項是人倫上的難題。台灣人往往務求延長年長父母的生命,而不管其品質如何。無法自行進食、無法行走,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就請外勞照顧。

我的一位大學同學說她的一位親戚活到一百零六歲,他老早就失智且癱瘓了,子女把他送到安養院,還請了一位外勞,每年花費大約百萬。子女們籌了八百萬,八年後用光了,他們請他們之中經濟狀況較好的一位買下父母留下的房子,再次籌得一千多萬。安養院屢屢把父親送醫,安養院人員解釋,「他的心肺功能還很好。」如此又過了五年,子女終於請安養院不要再送醫,老人才得到解脫。

這個例子讓我想起我的父親,他在大約將近92歲時開始急速瘦弱。母親跟我們討論,他會不會是得了癌症?可是父親拒絕去醫院。其實,他早已不再去醫院,他說醫院不是像他這樣老的人去的地方。我們尊重他,決定聽天由命。

父親將滿93歲時,在一天夜裡安詳離世。他過世後,母親告訴我們她曾經問父親要不要去買好的人蔘來(人蔘是老一代人眼中的續命丹),但父親不肯,他告訴她,「人蔘補氣,如果癱瘓了,走不掉怎麼辦?」

我非常佩服父親的想法,他認為器官逐漸關機了,就是該離去的時候。親友們則是羨慕父親,說他能得善終,是累世修得的福氣。

我不免揣想,如果父親不是半夜離世,而是發生在白天的話,我們會不會在慌亂之中違反他的意願將他送醫,甚至為了「救命」而讓他插管?如果是那樣,他可能可以多活很多年,但他也失去善終的機會了。

善終的合理解釋因而是:時候到的時候就離開,不拖泥帶水,拖到生活和生命毫無品質,那就無法善終了。因此,光光「心肺功能很好」,並不能作為活下去的充分理由。

我衷心希望,在台灣,將會有更多人有像我父親這樣明智的想法和做法。

至於醫院的角色,我們不妨看看瑞典的例子。瑞典的社會福利歷來是世界上做得最好得,人活得久,因此也是最早老化的國家。1993年,瑞典的65歲以上人口佔比達到20%(台灣高齡人口於今年,2025年,達到20%),瑞典因此重組政府組織架構,將原本隸屬於社福部門的托育事務劃歸教育部門,並同步將老人照顧從醫療部門移到社福部門。跟隨著這項轉移,原本由醫療部門負責的安寧醫療,成為社福部門的安寧照顧。

我曾經多次參訪瑞典的長照措施,有一次,一位安養院院長帶我們安靜走過安寧照顧的單元,她指著裡面的老人們,壓低聲音向我們說明:「這些老人基本上不會活過三個月,我們就是儘量讓他們多動一動,以便有胃口吃東西。」

我仔細看這些老人,他們保有行動的能力,只是明顯欠缺元氣。他們的狀況,比起台灣到處公園裡的外勞推著的輪椅上癱坐的許多老人,真的是好得多了;更遑論安養院裡眾多一再(被)延命的臥床老人。

又有一次,一位安養院院長帶我們去看他們為臨終老人安排的特別臥室,裡面擺著一張舒服的大水床,被單、被子、簾幕都是潔淨、有光澤的白色,院長按開彩色旋轉燈,放上輕柔的音樂。她告訴我們,許多老人會選擇在最後的時刻走進這間臥室,爬上水床躺下,安適地離世。

我們可以看到,瑞典的方式是讓老人順順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不像台灣強求延命,以致造成瓊瑤遺書中描述的讓她懼怕的老人處境。

如果瓊瑤活在瑞典,她不會向醫師詢問是否要讓失智、無法吞咽的親人插鼻胃管,因為高齡照顧不屬於醫療系統(因此就不會插鼻胃管,這就是為什麼瑞典老人不插管)。

我的父親過世後,母親囑咐我們為她找一間能夠令她滿意的安養中心。我們尋尋覓覓,終於讓她如願以償。在她93歲時,安養中心安排由院長、社工和母親、子女們共商臨終事宜。我們齊聚一室,院長問由誰與院方對談,我們說母親(我們已經事先商量好)。院長就最後階段種種可能的狀況,詢問母親希望的處理方式。其中,遇到重病或突發狀況,要不要急救?母親說不要。院長問,要不要插管,包含鼻胃管,母親說,都不要。

包括如何、由誰(院方人員)淨身,交由哪個禮儀公司處理,最後安葬何處(跟父親一起在富德公墓樟樹區樹葬),通通都講清楚了。

母親在多年前向台大醫院申請擔任大體老師,當時她請子女們一一在申請書上簽了名。與安養中心院方談過後幾天,社工告知,他們已經跟台大醫院聯絡過,等母親過世後,安養中心會將大體送到台大醫院。我們要等她的任務了結,才將她迎回,請禮儀公司處理後續事宜,最後安葬在富德公墓樹葬區。

這是一個極為肅穆,卻又極為安詳的過程,讓母親和子女們得到身心的安寧。這是無比可貴的一堂生命教育課。

我誠心希望台灣有更多的高齡者,以及子女,能夠有機會接受這樣肅穆、安詳的生命教育。我誠心希望,台灣的老人們,以及家人們,能夠得到更好的對待。

(20250525)

靜巷對面的屋子燒起來了

靜巷對面的屋子燒起來了

橘色的火焰在鋼和玻璃的門板上波浪起伏。

我走到窗前探個究竟

看到對面門廳裡燃著一只金爐

一個身穿灰黑衣服的女人驀然浮現

低下頭扔擲金銀紙

說不出的詭異,直到我識出

這些都是影子

來自我看不見的隔鄰

而巷口傳來車聲洶洶

宣講著火影之舞燃燒的種種。

一個戴帽撐傘的男人走過來──

打從門板上的影子幻化出來的實體──

後來又變出一個戴帽撐傘的女人

他們先後轉頭看看我

眼中露出些許困惑

輕輕地質疑我的存在。

(20091231)

人生的最後一程,也可以採取主動嗎?——超高齡化時代的新存在危機

此刻,台灣正步入超高齡化(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達20%)的時代,這意味著較高齡者(75歲、80歲、85歲⋯⋯以上人口)的佔比也逐漸升高。隨之出現的,是一種新existential crisis,一種新型態的存在危機。

十年前,父親於將滿93歲之際在一天夜裡辭世,無痛無病不告而別。親友紛紛告訴我們,這是父親累世修得的福氣。母親說,「他沒有碌到我們」(客語,「沒有讓我們勞碌(照顧他)」),我們因此感激父親。但我們不免疑惑,父親是如何消失的?人要從這個世界消失,有容易嗎?母親一一援引長輩、親友的例子,下了一個結論,「不容易」。

她說,現在她的晨間運動夥伴們,或是老人服務中心課程的同學們,盼望的都不是長壽,而是善終。但這並沒有解決人生最後一程如何走的疑問。

台劇《忘了記得我》即將在Neflix上演,現年79歲的秦漢在戲中扮演失智的老年父親。他在最近幾場訪談中談到他自己如何看待生老病死:

「我們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從你出生到長大的種種,有很多都是被動的。假設說我真的得很重的病,很不舒服,很痛苦,我可能會採取主動的方式。人活著,生老病死也是一個很自然的常態,也是無可避免的事情,是應該把它安排得比較妥當一點。」

「不要拖累別人,拖累親人」,「另外一個人因爲照顧你而耽誤了,什麼都不能做,這也沒有什麼意思,最後一件事情你也許可以主動嘛」。

他也是這樣看待瓊瑤,「她的選擇是主動地去結束,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在《忘了我記得》影集中飾演老父的秦漢認爲人在生命的最後一程可以「採取主動的方式」(圖中左邊是飾演女兒的謝盈萱,右邊是父親秦漢)

台灣婦運的老大姐,一向快人快語的李元貞教授,一輩子為了婦運辛苦奔波,年老以後體弱多病,總是嚷著寧可早點死去,不要拖拉。有一天,閒聊時有人提到,以後的生活會大幅度自動化,譬如電燈,你拍一下手就亮了,拍一下手就暗了,元貞聽了就說,那樣的話,我想要活久一點。

這個階段的元貞,有一天我約了一起去桃園大溪拜訪我們的朋友陳來紅。來紅是資深的婦運者、社區運動者,也是主婦聯盟生產消費合作社的創建者之一。她偕同先生到峇里島購回一整套當地木屋建材,在大溪自家土地上組裝起來。我們就在那棟峇里島木屋中,享用來紅和她先生為我們準備的美味家常餐。飽餐後,我斜靠在室內一隅舒服的木造鞦韆中休息,一邊聽兩位老朋友閒話家常。她們談起老病死亡,來紅說,一位朋友(元貞和我都認識的),年老的母親久病不癒,請子女一起執行斷食結束生命。子女們陪伴著她,不間斷誦念阿彌陀佛,如此七日,送走了母親,結束她的病痛。來紅說,這樣做並沒有多大痛苦,因為斷食會使人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我聽到元貞振奮的聲音,說,這樣我就不必害怕了,我以後也可以這樣做。假寐中的我也為之心震。

1996年暑假,陽明大學福利系胡幼慧教授邀我與她同行到瑞典,她受邀於延雪平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演講,她的講題是台灣老年女性的自殺。那時我對老年議題茫然無知,只記得她說台灣老年女性自殺的實際人數高於統計數字,因為她們會以隱晦的方式結束生命。

在台灣踏入超高齡化時代之際,高齡者,尤其是超高齡者,不管性別為何,所面臨著的新存在危機,至今仍是不可碰觸的隱晦議題,這無疑會更增其創傷性。或許我們應該嘗試用較開放的態度面對它,正如秦漢說的,「人活著,生老病死也是一個很自然的常態,也是無可避免的事情,是應該把它安排得比較妥當一點」。

(20250519)

後記:陳來紅在讀到這篇文章後告知,YouTube上可以找到畢柳鶯醫師的許多訪談,從各個面向闡述自主醫療、「斷食善終」及相關議題,非常值得推薦。

回回回回回

回回回回回

回回回回回回回

五言與七言

難道不是來自夢中的殷殷呼喚?

是離開很久了的黑枕藍鶲!

久到你以為再也不會回來了

於幾年——幾年?——後的初春清晨

跟幽幽的哀悼撞個滿懷——

(20210315)

(黑枕藍鶲是台灣特有種留鳥,美麗的外型和「回回回」的叫聲令人心醉 何雲霞攝影)

充滿智慧的教育方式——瑞典耶夫勒幼兒園的性別教育實驗計畫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於義務教育(包括學前教育)中實施性教育的國家,因而素來是其他國家在這方面效法的典範。晚近,受到#MeToo運動的影響,瑞典側重同意權,而於2022年將其性教育改稱為「性、同意與關係」,這引發幼兒園老師們熱烈辯論「如何在幼兒園階段界定什麼是『同意』?」。我將會在我的部落格中討論這個問題,但先讓我們回到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

2001年9月初一個早晨,艾瑞克開車載我們從斯德爾摩往北駛,大約兩個鐘頭後來到耶夫勒小學,參訪附設幼兒園執行的性別教育實驗計畫。

那時的五年前,1996年,我第一次到瑞典時,找到到熱騰騰剛出爐的《可以真實感受的愛:瑞典性與親密關係教育教師手冊》英譯本,大為驚艷。我將它交給「女書店」譯成中文出版,成為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在職訓練課程的熱門參考書籍。此書作者艾瑞克・先德沃爾(Erik Centerwall)是大名鼎鼎的瑞典性別平等教育學會(簡稱RFSU)成員,也因此成為我們的好朋友,其後多年間帶著我們參訪瑞典相關措施和機構。

艾瑞克的一位朋友就職於經濟部,他住在耶夫勒,跟許多瑞典人一樣熱心公共事務,擔任耶夫勒市教育委員會的委員。我們到這裡參訪,就是經由他的引介。

我們到達時正好趕上午餐時間,主持實驗計畫的Annika老師引導我們坐在「男生桌」。她解釋,他們正在進行性別教育實驗計畫,其中一個項目是讓男生和女生分桌進餐。原因之一是女生的語言能力發展較早,較善於表達,如果同桌進餐,女生搶著講話,男生就沒機會說話了。另一個原因是女生善體人意,譬如說,不待男生開口,她們就搶著去拿鹽罐,把鹽撒在身旁男生盤裡的肉上面。如此一來,男生不僅不能學會照顧自己,甚至連感知自己的需求(盤裡的肉不鹹、不好吃,需要加點鹽)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分桌而食的這一番用意,讓我對老師們的洞察和巧思佩服不已(譬如,這種教育方式或許能夠有效消除「媽寶」?),因此在其後整個參訪過程無時不凝神關注。

飯桌上,小男生你一言我一語談到一次慶生會,有人提起慶生會上的一隻喇叭。一個坐在幼兒椅上用餐的小男生聽到trumpeta (瑞典語「喇叭」),立刻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呼叫Peter,Peter。

Annika老師解釋,聽到trumpeta這個字中的-peta,引發小男生想念他的父親Peter。老師讓他哭一會,並向我們解釋,如果和女生一起吃飯,女生會笑他愛哭羞羞臉,逼迫男生壓抑感情。等小男生哭勁稍歇,老師牽著他的手,走到旁邊牆上貼著的日程表前面,指著中央段說,「我們現在正在這裡,這是午餐時間。」

然後指著午餐後面的時段說,「午餐後是Massage。Massage後面是什麼?是Alternativ,遊戲時間。」

遊戲後面是下午茶,「Peter這時就來接你了。」

在這過程中,審視客觀的日程,而且日程中的活動顯然是受小孩們喜愛的,發揮了紓解小男孩的焦慮情緒的作用。尤其是,當他再次確認經過這些活動後,他想念的父親就會前來,他的陰霾一掃而空,高高興興讓老師牽著手回到飯桌上。

允許小孩,尤其是小男孩,哭泣發洩情緒,並且引導他用理性的思考處理焦慮,這是具有高度智慧與高度預防作用的做法。

Annika老師向我們進行講解的當兒,坐在她旁邊的一位圍著圍兜的小小孩不小心把玻璃杯弄倒了,沒喝完的牛奶潑灑在飯桌上。老師順手把翻倒的杯子扶正,一邊繼續跟我們說話,一邊把幾張衛生紙塞給這位小小孩。後者將衛生紙放進杯子裡用剩下的牛奶沾濕,然後認真地擦拭桌上的牛奶,顯然他知道要沾水才能把弄髒的地方擦乾淨。這整個過程中,老師讓他全權處理殘局,不做干涉或代勞。(小孩越擦越髒的桌面,事後大人當然必須重擦。)

我看到,一位小男孩把吃光了的大盤子拿到屋角的水槽去洗。矮小的他站到水槽前面擺置著的木箱上,伸長手扭開水龍頭,這時,一位中年助理人員走過來,幫他托著盤子沖水。盤子裡的殘食沖掉後,他換沖叉子。Annika解釋,幼兒並無法把自己用的盤子、叉子洗乾淨,事後必須重洗,但這種麻煩不能省,因為必須讓小孩從小養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心態和習慣。

吃過午餐,Annika帶我們到午休的房間,小孩們分三排躺下休息,身軀上蓋著小毯子,這時,其他老師開始為小孩們輕輕按摩。Annika將我們帶開,並向我們解釋,午休時間的按摩,規則是針對小孩的頭部、手、腳(膝蓋以下)進行輕輕的按摩,用意是要發展小孩的肢體感受,而又同時防止性騷擾。她說明,社會和文化引導男生用肢體進行攻擊和防禦,因此他們的肌肉變得強壯,卻缺乏感受溫暖和關愛的能力。透過Massage,他們嘗試開發後一種潛能。

接著她告訴我們,午休過後就是遊戲時間,他們將此時段稱為Alternativ (瑞典語「選擇」)。將遊戲時間命名為「選擇」,是令人讚嘆的巧妙設計,讓小孩從小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做選擇、做決定的能力。Annika說明,小孩必須選擇一種團體遊戲,種類包括繪畫、球類運動、彈奏樂器等等。必須有三個人以上,才能形成「團體」;如果只有兩個人,會變成孤立的小圈圈,是不被接受的;而且每個小孩一星期中必須加入不同的團體,以引導小孩融入群體,並學習不同種類的活動。

Annika回顧實驗計畫初期,他們在繪畫團體那邊擺一疊紙讓小孩自由取用,結果孩子們在紙上塗了幾筆,又拿另一張紙來塗鴉。老師們於商量後改變做法,規定為時四十分鐘的Alternativ時段,每一個小孩只能使用一張紙。效果令人驚異,小孩在四十分鐘裡面對一張紙,竟然發展出規劃和執行的能力,能夠畫出完整的畫。

Annika也告訴我們,有時老師們會帶小孩們到學校附近的樹林玩耍。以往,小男孩會一溜煙消失在樹林中,進行他們的探險,而小女孩會圍在老師身邊,嘰嘰喳喳跟老師說話。現在,他們把小女孩趕走,讓她們去樹林裡探險,而把男孩抓在老師身們說說話。譬如,老師會問小男孩們:

「今天是什麼樣的天氣?天空什麼顏色?」

「是陰天,天空是灰色的。」(或者「是晴天,天空是藍色的。」)

「陰灰的天空(或晴朗的天空),使你感覺心情怎樣?」

「感覺心情不好(或心情很好)。」

「這朵野花小小的,它是什麼顏色的?有幾片花瓣?」

「淺紫色,有五個花瓣。」

「淺紫色的長橢圓形花瓣,你們看了有什麼感覺?強烈的感覺,還是柔和的感覺?」

「柔和的感覺。」

「美不美?」

「美!」

Annika解釋,這樣可以讓男孩透過觀察和訴說而認識周遭世界,一方面培養他們說話的能力和習慣,另一方面引導他們寄情於物,這樣才不會一不如意就容易動手動腳,這是家暴防治的基礎工程。的確,透過語言引導小孩認識草木鳥獸和大自然,引導他們「興,觀,群,怨」,學會聯想和觀察,跟朋群有話可說,也可以藉以抒發內心的悵怨。

這讓我想起佛洛伊德主張,人腦中的記憶系統呈現樹狀結構,歷練越豐富,記憶中的樹狀分岔越多,就能形成分流能力較佳的結構,遇到內外交加的風暴時,能有較好的疏浚作用,較能避免形成對己對人的創傷。

我們離去的途中,一位小學女生走過來問我是不是台灣的副總統?我說不是。她顯然出席了早上我們到達時,耶夫勒小學師生對我們的簡單歡迎儀式。女孩解釋,她就讀小學五年級,學校說今天有台灣的訪客會來,叫他們回家搜尋台灣的資料,她因此知道台灣有一位女副總統。女性副總統在當時世界上是少有的,而那也是網路還不普及的年代,瑞典小學即已將網路融入教學中。還有,小女孩說的英文結結巴巴,但卻能有效表達意思,這也讓我對瑞典教育的友善和務實印象深刻。小女孩敢於獨自前來詢問,解除她心中的疑惑,這主動性跟幼兒園教導女孩主動探險的意旨如出一轍。所有這些,顯示瑞典教育是有方向、有方法、值得參考和效法的。這次參訪所得,將會融入我們在台灣的實驗幼兒園「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中,成為今天的「非營利幼兒園」政策的先驅。

(2025.5.9)

寫四月老木棉

老年

就是順著

空氣的斜坡

滑下去 滑下去

反方向的成長

將經驗和歷史的臂膀

鬆開 放下

並且 當春天再度眷臨

這裡那裡用風濕

的疼痛點燃

火之花

(050418)

想著雅惠

想著雅惠

再也見不到的雅惠

從妳步下的海階

沒有回頭路的海階

艱  難  地

反向拾級而上

沿著時間的梯度

逼 近 最 初

一種難以言喻的美好

逐漸充滿所有的空間

一種無以言宣的靜謐

降臨充滿妳的美好的時間

——啊,持續久一點!

——再久,又能有多久呢?

——這不是重點,重點是

我每次都能回到這裡——

拭除了悔恨

妳的

我的

(20161219)

糟糕,它來了⋯⋯——初期失智有可能緩轉嗎?

父親和母親相差九歲,他們住在一棟老房子的四樓。父親七十幾歲時,我們想為他們換一樓的 房子,妹妹獨排眾議。她說,爸爸太宅,整天坐在電腦前面,如果不逼他天天爬樓梯,他的功能會很快退化。就這樣,他們繼續住在這棟老房子,爸爸必須爬下爬上倒垃圾、去圖書館分館看書報、到麥當勞吃他喜歡的牛肉漢堡和薯條、拿衣服送乾洗、理頭髮等等。

這樣又過了將近十年,一天,妹妹說,必須趕快為他們換房子了,爸爸已經顯現失智的跡象。必須在他喪失形成新的記憶的能力之前搬家,否則,如果在那之後才換地方,他不會認為那是他的家。他會一直吵著要回家,就像我的一位朋友的失智父親在女兒把他接過去同住後一樣,常常包好包袱,吵著要回家。

爲什麼要為高齡父母找新家?為什麼不把他們接到子女家中住?北歐養老模式著重維持老人生活自理,讓我眼見為信,除此之外,妹妹說,他們學校有一位神經科教授的父親失智、母親行動不便,子女們就讓兩老一個出頭腦,一個出手腳,雙老共居。這位教授說,生活總要好好過下去。這讓人凜然於生命的堅韌與尊嚴。

換了新房子後,妹妹重新判斷父親沒有失智。又過了大約七、八年,有一天父親打電話給我,說有人要謀他的財。他的東西一樣一樣被偷走了。他喜歡高品質的用品,現在一一被偷走。

我拿著電話筒,心想:來了,失智終於來了!我卻毫無準備,感覺被突襲。

我曾經聽到照顧失智老人的民間團體員工們說,這些失智老人疑心病很重。其中一位下一個結論:疑心病重的人容易失智。我一方面認為她倒果為因,但另一方面又覺得不無道理。——這就是那天早晨我拿著電話筒時想到的。

我心裡亂糟糟的,心想,疑心病和失智到底有何關係?疑心病會導致失智嗎?但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疑心病會使失智惡化。或許在某個階段,失智等同於疑心病,兩者相加相成,像滾雪球一樣滾下山坡。這樣的話,如果有辦法消除疑心病,是否可以使失智緩解,甚至迴轉?我必須趕快做一個決定,以便應對電話線另一端的父親;他打電話來,無疑是急著想聽我怎麼說。這是他還想聽、也或許他還能聽(還能溝通)的最後時刻,而如果這個窗口一旦關閉了,此後他就將逐漸遠離我們,遠離世界。

我跟他說,人年紀大了,短期記憶自然越來越不好,因此很容易忘東忘西。可能不是別人偷的,而是你自己忘記放在哪裡。

我說,母親對你很好、很忠心,你的子女也都對你很好,社會上大家都很敬重老人,很願意幫老人家的忙⋯⋯

父親說,對對對,前幾天去街上的銀行,經理親自走出來打招呼,說,怎麼沒帶外勞來?父親回答,我才不請外勞咧,我自己來。(我可以聽出他口氣中的得意,他的自我和自信回來了!)銀行人員過來幫他填好表格,很快就把事情辦好了。

我說,這樣就對了,你只要安心信賴我們、信賴母親、信賴社會上的人,這樣你雖然記憶越來越不好,卻能夠一直快快樂樂過日子,我們照顧你也很容易。

這時,父親突然興奮地插話——我想起來,前幾天我想要找一樣東西,我發現它不見了,被偷走了,但卻找到另一件以前被偷走的東西!!你說的對!你說的對!

他呵呵笑起來,說,好了,好了,你去忙你的事。

在那之後有一天母親告訴我,父親以往把印章、存摺藏起來,不讓她碰。現在不藏了。可是她說,他想試探她。「我連一眼也不去看,我一點興趣都沒有。」——老人疑心病的最初、最直接受害者是身邊最親近的人,這會使後者受傷、反感,老人自然感受到敵意,這又會加重老人的不安全感與疑心病,如此,老人的身心與人際關係雙雙進入負向循環,這對本來就越來越脆弱的腦中記憶與情緒迴路,無疑會不斷造成越來越嚴重的斲傷,失智的進程因而不再有迴轉或緩解的可能。

以上是我的親身經歷,我一直想要提出來與眾人分享。我覺得,最初懷疑身邊的親人失智時,應該做的第一個動作是修復、強化這位親人與周遭其他人的互信,任何會惡化他的不安全感、恐懼、反感的作為,包括逼迫她/他就醫,可能都應該避免;會逼迫她/他就醫、治療、日日服藥的,通常是最親近的人,這樣一來,受到斲傷的會是人際關係鏈中最關鍵的一環。我甚至認為,失智可能不可怕,只要能讓失智的親人跟我們保持互信合作,失智就不是太糟或最糟的事(但我不知道這樣還算失智嗎?所謂延緩、迴轉失智,或許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最初發現父親有失智的徵兆時的想法與做法。

我的幸運可能在於我曾經聽過照顧失智老人的民間團體員工談論「失智與疑心病」之間的關聯,讓我在發現父親出現典型失智症疑心病的第一時間掌握到關鍵因素,而有機會對症下藥。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無稽之談?我知道的是,失智至今仍是神秘、不可解的,而且,它意味著難以言喻的悲苦和恐懼。如果世人能夠分享、累積類似的經驗,並啟動學術研究,或許可以證明這是緩轉失智的有效辦法之一?

(20250423)

後記:我在網路上找到耕莘醫院精神科楊鏡中醫師的PO文〈錢不見了,一定是你偷的——淺談失智症合併被偷妄想〉,文中說明:失智症患者在記憶力退化過程中,常遺忘東西找不到,久而久之走上「記憶力變差⭢忘記東西放哪兒⭢疑心東西被拿走⭢東西換地方收藏⭢更找不到東西⭢疑心病加重⭢被偷妄想逐漸成型且加重」的循環。(見https://www.cth.org.tw/?aid=408&pid=25&page_name=detail&iid=977) 由此看來,我父親打電話給我時,應是處於前述過程中的「疑心東西被拿走」和「東西換地方收藏」的階段;此次電話溝通,有可能讓他由此逆轉到「忘記東西在哪兒」的階段,成功遏阻了往「失智症合併被偷妄想」的發展。楊醫師指出,「被懷疑的對象常是患者的主要照顧者,比方看護、媳婦、配偶或兒女。一旦妄想成型,患者對照顧者產生疏離感或敵視感,易起口角爭執,甚至嚴重如肢體衝突,讓家屬無力照顧。」母親、我、弟妹——尤其是父親——可能很幸運逃過了這些狀況。

絲緞

妳的孤獨──還有什麼?──像磁鐵

將我們輪番吸過去在妳身邊坐一會

說什麼好呢?還可以提妳的「朋友」嗎

在幾年前──多少年前?──妳低著頭

暈開一抹似笑非笑說「看錯人了」之後?

更早以前,我們輪番被妳急切地拉著端詳

照片裡的俊俏小生──女生──以及一旁

妳,我們的絲緞,映著麗日的眼波

仍不免透露著遲暮──我們輪番半心

兩意地應和著,始終無法決定

尋常顧慮或尺度是否適用於妳?

甚至今夜──多少年後?──當空巢期

和服老與否成了我們熱切如昔的話題

妳的寞寂和萎枯執意對抗著我們

發出更大的聲光質疑──且投射──

愛情,青春,美好人生──

(20121230)

註:此詩描繪同性戀仍是禁忌的年代的一截往事

【川普經濟學分析2】Trump analysis,分析川普,知彼知己

川普團隊:你的就是我的

從受眾的角度觀之,川普經濟學堪稱虐待狂經濟學,以虐待狂的手法迫使至今為止七十幾個國家就範,與川普政府進行關稅及去除川普強調的「非關稅障礙」談判,並紛紛允諾增加對美採購等利美措施。川普則於對等關稅實施當天(4月9日)宣布暫停90天,這戲劇性的轉折,讓眾多被判定承受高關稅國家的當政者、大小企業主、股民感受「刀下留人」的驚險,以及其後命途未卜的惶惑。

到今天(4月21日)為止,川普又持續做了許多朝令夕改、不清不楚的變動,包括暫時豁免半導體、手機、電子產品及輸往美國大汽車廠的零件的關稅。川普解釋,「我不改變心意,但是我有彈性。」但據媒體觀察,「川普的彈性也增加了不確定感,以及關於他的意圖和目標的困惑」。(美聯社 2025.4.15)

所有這些暫停、豁免、彈性,都不足以抹除人們對川普的「意圖和目標的困惑」,因為他們持續經歷著很大的痛苦。

川普,及其團隊,為什麼以這種方式執行他們的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使美國再度偉大)目標?為什麼他們可以如此不顧對象(其中很大部分是友邦及美國本身的企業)的處境和感受?

說穿了,川普和團隊有一個基本心態和行為模式:他們認為,你騙走了我的東西,我有權把它取回來,因此你的就是我的。

許多國家嘗試跟美國協商,但川普冷酷地回答,協商的條件是「逐年付給我們一大筆錢」(CNN 2025.4.6)。這是什麼道理???商務部長Lutnick在CBS節目中指出,「所有這些國家知道他們素來對我們進行訛詐,川普總統有必要重設全球貿易」;美國總統貿易與製造資深顧問Navarro在福斯電視台訪談時稱,對等關稅關乎「[美國]失控的貿易赤字導致的國家緊急狀況,這貿易赤字是肇因於[他國的]欺騙」(CNN 2025.4.6)。

這種「別人偷走我的東西」(例如川普指控2020年大選的勝利「被偷走」)的信念,演變為廣泛的「你的就是我的」妄想症(paranoia)模式反應,使川普理所當然、且立即衝動地去著手奪取屬於他人的東西。例如,他甫上任就

  • 宣稱美國想要擁有加薩走廊。川普說他想要將它發展為「中東的里維埃拉(Riviera,海濱度假勝地)」,而把巴勒斯坦人移到埃及和約旦(埃及和約旦當然不肯)。
  • 逼迫烏克蘭訂定協定,讓美國享有烏克蘭的礦產,尤其是稀土,並以此舉取回美國對烏克蘭的數百萬美元軍事資助。
  • 開口要購買地處北方極地圈的格陵蘭,以增強美國國防,並獲取該地蘊藏的稀土。
  • 要台積電到美國擴廠,否則課以100%關稅。

鏡像期理論

上述行為令人咋舌,我們有必要探究其根由。認定別人的東西是我的,衝動地強行奪取,這種近乎目無法紀的行為標明川普滯留於、或退回到法國精神分析家拉岡觀察到的幼兒發展初期的鏡像期(the mirror stage)。川普團隊許多成員,以及川粉,透過佛洛伊德所描述的群體認同現象,也具有同樣的心性。

著名的鏡像期理論指出,幼兒與鏡中影像的關係是一種認同(identification)現象。此鏡中影像為尚未具有肢體掌控能力的幼兒投射出Gestalt(全型),或Ideal-I (理想「我」),對幼兒具有形塑作用,引導幼兒從Innenwelt (內世界)走向Umwelt (周遭世界)。但鏡中完整的Gestalt或Ideal-I並不等同於此時不成熟、不安定的幼兒,此種認同造成根本的內在的異化(alienation),使人與其現實處境之間有著一種欠缺整合,蘊生「妄想症模式的知識」(paranoiac knowledge)。

拉岡指出,於鏡像期的末尾,「經由對相似者[同齡幼兒]的鏡像的認同」,會產生心理學家Charlotte Bühler所描述的幼兒期轉移(transivism)現象所顯示的原初嫉妒(primordial jealousy)。此時的欲力(libido)投注具有「原初自戀」(primary narcissism)的特質,此自戀的欲力與「我」的異化作用息息相關,由此導致人我關係中的侵略性,而產生毀滅慾或死亡軀力。(Jacques Lacan, The Mirror Stage)

此毀滅慾的解除,有賴其後形成中的主體藉著對父母與文化社團的認同,而能超越原初主體個體化過程中必有的侵略性,建立距離,培養出對鄰人的尊重等情感。

但是,此侵略慾會重現於任何退化(即由發展較高的階段退回較低的階段)的情況,或成長過程滯留不前的情況,而又尤其是人生中欲力轉換的階段,如斷奶期、伊底帕斯期、青春期、生育、更年期等。(Lacan, Aggressivity in Pscyoanalysis)

簡而言之,川普和他的許多團隊成員的心性、言行舉止,顯示他們正處於鏡像期的侵略性與妄想症。這是一群鏡像期幼兒,其他國家是他們看到、認同的鏡像,後者拿著的玩具,經由認同作用,會使他們認定是他們自己的,是被從他們手中騙走的,因此他們理所當然伸手去搶回來。搶過來後,被搶走玩具的那一方哭了起來,這其實也會經由認同作用(亦即,當「我」所認同的對象哭起來了,後者的焦慮、疼痛也是「我」的),而讓川普團隊搖擺,因而讓一些步。但讓了步,馬上發現鏡像手中又有玩具了,於是再度伸手奪取。如此反覆再三⋯⋯

知彼知己,安心為上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川普團隊目前正與各國進行的協商有很大的成分是在鏡像期架構中進行的,他們的心性和舉止退行到了人生早期的鏡像期,因而具有侵略性與幼兒期轉移(transivism)模式的認同現象,這說明了為何川普讓世人普遍覺得他是在「兒戲」。

如果是這樣——或者,如果我們這樣想——我們就可以根據拉岡的鏡像期理論找到解套的辦法。我們不必自認是受虐者,對號入座,把自己卡死、氣死。如果我們理解這不是虐待狂的刑場,而是鏡像期認同劇場,我們就能比較安心地下場去玩幼兒的認同劇碼。

如何玩呢?姑且讓我們就此進行思考。譬如,前一篇【川普經濟學分析1】裏分析川普說的「親吻我的屁股」,會在眾人受創傷的情境中,使譬喻作用(以「親吻屁股」比喻諂媚、巴結)產生退行,從語言系統退到實物系統,還原為活靈活現的「親吻我的屁股」,甚至引發聞到屎味的幻覺。

如果我們把此一情境改放到幼兒認同劇碼中,是否可以還其道於其人?譬如,專家解釋,幼兒及兒童喜歡講「屁屁語言」,原因之一是「做被禁止的事情並引發你的強烈反應」使他們「得到權力」(New York Times 2020.4.15 Why Are Kids So Obsessed With Poop Jokes?)。川普使用「屁屁語言」,目的之一顯然也是要「得到權力」。我們是否可以製作具有傳染力的社群媒體短片或圖文,引用前面提過的一位網友的留言,回敬以「可是,總統先生,你沒有擦屁股」?如此,我們或許可以將川普一軍,奪回權力。但鏡像期理論告訴我們,這樣做,如果真的引起川普注意的話,等於再次按扳機,觸發鏡像期層次的「鏡像關係」(the imaginary relation)所帶有的競爭性與侵略慾,往返升級,使自己和對方的內外亂度越來越大,因此不是一個好辦法。

早期電視有一個稱為Home Video的節目,收集民眾拍攝的短片。其中一部短片中,一個小女孩過生日,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另一個穿得漂漂亮亮的小女孩前來參加生日宴,小主人一眼看到這個鏡像,竟然走過去摑她一個響亮的耳光,讓後者嗚嗚地哭起來。鏡像(認同的對象)哭了,小主人也跟著嗚嗚地哭起來,向前擁抱對方。就這樣,兩個小女孩互相「惜惜」。

根據稍前說明過的鏡像期競爭心與侵略慾的化解機制,我們可以推測,兩個小女孩能夠互相和解,應該跟兩方大人的善意應對有關。類似情形在人生實況中屢見不鮮,譬如,幼兒園裏常發生小孩「咬人」(常是釘住一個對象,反覆咬她/他),被咬的一方家長往往興師問罪,把兩方小孩、父母、幼兒園扯入難解的糾葛中。然而我也聽說,有一些家長對此採取諒解的態度,這些家長說他們的小孩也曾經咬別家的小孩!如此一來,幼兒園老師就能專心處理小孩的狀況,也較容易成功。

也就是說,鏡像關係中的交相征伐,有賴召喚更寬闊的脈絡,才能化解。

我們不妨將川普關稅引發的糾葛,理解為一種鏡像期劇場,這樣我們就能以超越鏡像期的諒解,一方面安心地(安心太重要了)、不屈辱地跳下去跟對方玩「你搶我哭」的遊戲,另一方面巧妙地在這過程中將更寬闊的心態和角度帶入其中,醞釀改變的契機。

以鏡像期詮釋川普,即使精確度有待商榷,卻是沒有辦法中的一個安全——且可能加減有效——的辦法。

在川普關稅攪得滿天下雞飛狗跳的此刻,本文嘗試援引精神分析理論探究其中紛亂的事理,不為解決外在的天大難題,而是為了讓心神在艱困的時候還能徜徉馳騁。

(20250422)

【川普經濟學分析1】Trumpocomics=sadisocomics? 川普經濟學是虐待狂經濟學嗎?

川普經濟學(Trumponomics)是虐待狂經濟學(sadisonomics)嗎?從目標群體對川普關稅的第一時間反應觀之,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川普4月8日在共和黨眾議院全國委員會(NRCC)的晚宴上發表演說時說,These countries are calling us up, kissing my ass. Please, Sir, make a deal. I’ll do anything. I’ll do anything, Sir. (這些國家不斷打電話給我們,親吻我的屁股。Sir,請達成協議,我願意做任何事,我願意做任何事,Sir)。

台灣媒體把kissing my ass翻譯為「巴結我」「拍我的馬屁」,但這恐怕沒有貼切抓到川普想要傳達的是什麼。

擅長操控媒體與群眾的川普,當然知道這段話會被傳遍世界。他想要藉此達成什麼效果?Kissing my ass是俚語,意思是拍馬屁、諂媚。但世人此刻正因爲他的所謂對等關稅而嚇得半死,日日煎熬,夜夜不得安眠。在這些受創傷的心靈中,kissing my ass這種重口味的俚俗用語,其譬喻性的意義環鏈(即以「親吻屁股」比喻「諂媚」)會產生斷裂。譬喻的構成,有賴語言系統與人我、物我關係所形成的記憶系統兩者之間的連結。後者即「民我同胞,物吾與也」在心靈內部的網絡,這是一個低能量運作系統。川普關稅引發的恐慌大大提高眾人心靈內部的能量位階(藉由提高可體松等神經傳導物質),使連結語言系統與記憶系統的譬喻作用無法達成,而逼使譬喻還原為其非譬喻的面目,即活靈活現的「親吻我的屁股」,使受眾益加驚駭,並令川粉益嗨。

一位台灣網友留言表示,川普讓他感受極度受辱,尤其是「親吻我的屁股」這句話。一位頗有同感的網友接話,「他還沒擦屁股」。這段對話,甚至令人產生嗅覺幻覺,彷彿聞到一股屎味。這個例子具體展示了譬喻作用退行、還原為實物時引發的詭異;佛洛伊德在著名的〈論秘異〉(Das Umheimliche,英文譯名為The Uncanny)一文中分析了這種現象。

川普以這種手法自豪,在同一場晚宴中他誇耀:「沒有人像我這麽會協商。」

他的協商手法是什麼?他如何對待客體/他人/對手?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對此我們有必要加以探究,以便知道我們的處境為何,以及可以有什麼對策。

精神分析理論告訴我們,當你面對著的人允諾你強烈到讓你腳麻逃不了的「痛快」(痛+快,形成佛洛伊德所稱的「超越快樂法則」之域肆虐著的死亡驅力),你就可以判定你遇到的是一個虐待狂。法國精神分析家拉岡則說,虐待狂的特質就在於他「知道如何做」,以便讓對方得到「痛快」。向聽眾展現活靈活現的「親吻我的屁股」,單方唐突決定對各國課以難以承受的高關稅,在在顯示川普「知道如何做」。

底下舉幾個因為川普關稅而陷入受虐狀態的例子。

日本首相石破茂說,「事態堪稱國難」,「完全不懂為何這樣」。日本汽車部品工業會長茅本隆司稱,「日本各地製造業,包含中堅企業、中小企業在內,擁有很多非常好的技術,如果因為關稅,這些技術喪失,就無法找回了,情況將非常恐怖」(聯合新聞網2025.4.4)。雖然川普於4月9日宣布「暫停」對等關稅90天,但他並未解除對進口汽車的25%關稅。經濟高度依賴出口汽車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和汽車製造產業至今依然處於「痛快」中。

總部位於紐約的Baum Essex擁有Nautica、Betsey Johnson、Steve Madden等品牌產品的生產許可,該公司於川普第一任內把工廠從中國搬遷到東南亞各國,現在卻成為對等關稅的重災區。其財務長兼營運長Peter Baum表示,「經過80年和五個世代的努力,川普讓我們破產了。」(鉅亨網2025.4.3)對等關稅「暫停」90天讓這位第五代企業家從地獄升到前途未定的煉獄。

Beth Benikec在明尼蘇達州經營「忙忙寶寶」(Busy Baby)公司,僱用了五位員工,進口、銷售中國製造的嬰幼兒用品。她看著針對中國的關稅節節升高,不斷盤算如何因應,但高到104%時,她崩潰了。她在臉書發佈的影片中哭著說,「我為我的公司以及美國所有其他小型公司感到嚇壞了。我會失去我的家,而我無法理解這件事,我不知道該做什麼。」(The Guardian 2025.4.10) 這位小型企業主的處境有如遭遇不可預料、人力無法抵擋或理解的災厄。

這些災厄以一種天打雷劈的方式痛擊世人,讓人——無論貴為首相,或是一枚小企業主——被逼到絕境,以致理智不再管用,「完全不懂為何這樣」、「不知道該做什麼」。這樣虐待狂就可以對你為所欲為,奪走你最寶貴的東西。這是一種變態的「分離」方式。成長過程中必經的與最親愛的父母的分離(separation),與內在律法、內在自主力同步產生。但虐待狂逼人放掉珍貴之物的方式,卻是創傷模式的,會摧毀人的內在自主力。(精神分析告訴我們,他必須這樣做,欠缺內在律法的他,藉著一次次僭越律法之位以執行「分離」,而使「律法」一次次短暫現身。)

虐待狂能避則避,但是,當避不開的時候怎麼辦?如果我們換一個不同的角度進行探究,是否有可能找到不同的詮釋以幫助我們解開受虐者的枷鎖?

(20250412; 20250422)

填滿了黃色炸藥的一隻真實的鳥——新世紀初的悸動組詩5

創世之後,神到哪裡去了?

創世之後,神到哪裡去了?

祂巡視山嶺和海洋

細審靈魂——不管美醜善惡——

還能說是「祂的」嗎?

總之,祂發現,再也沒有祂的事;

就連此矗彼立的廟宇

也只說明世人的忙碌

和祂——的本尊——的多餘。

完成了——就是失落了——

神於是自疑——疑人——

自毀——毀人——

地獄於焉誕生⋯⋯

(20020104)

少了那終極的匱乏

少了那——某種——終極的匱乏

生命並不值得活,因此我

站在摩天樓——和我的生涯——的頂顛

決定往下縱身一躍——

我掠過萬千個空間

裡面「無奇不有」的百寶箱

無不賣力販賣著,我發現——果真——

就是世界的本身——

我掠過童幼和耄耋——

前者同後者一樣的老成

後者同前者一樣的耽稚

彷彿時間——不再滴答——

我掠過距離,眼見它現在

接通航線和網路,趨近

零時差,像光——像神——

總是立即到達「你」——超越「你」——

我掠過疾病——

和危險——千篇一律

抵達於安全——的牢籠——顯然

這就是永恆——的新意?——

(20020117)

填滿了黃色炸藥的一隻真實的鳥

填滿了黃色炸藥的一隻真實的鳥

由於懷藏著天大的秘密

只能——無論獨處或群居——孤單地

覓食——飛翔——唱歌——

牠將——終其一生——悠緩地

將牠的熱力散播於世界

或在不可預測的一刻——爆炸——

牠自己——肚破腸流——

而世界綻開一朵——難看的窟窿?

連卜鳥的忒瑞西阿斯也不能預知

顫慄——因而成為

時間的一項本質——

(20020128)

註:忒瑞西阿斯,古希臘神話中的預言家

遠處,說不定有一座威尼斯城

遠處,說不定有一座威尼斯城

和它的大公,眾多的城民,

在議論,並且,說不定,

已經打造了純金的勳章——

但是哥倫布之為哥倫布

吃的是隔年的乾糧

聽的是水手的詛咒和謀叛

說的是鏗鏘的信仰——

有時連他自己都不再相信——

因之他的全副心血,興趣,

必須緊繫於水文,海圖,

以及杳茫的夢境

的比對和解讀和研判——看著就要

耗盡他的清醒——以及熱情——

現在絕望——而不是威尼斯——

更像是他的故鄉⋯⋯

(20220128)

註:寫此詩時誤以為威尼斯是哥倫布的故鄉,姑且保留之。

五十歲——送玲華

五十歲

焦距有點糊了

肉,鬆了

釋放一些寬諒

用來盛裝

傾斜的午後陽光

(20020220)

註:「肉,鬆了」,挪用自江文瑜詩句。